程中，他的“梦”也更清楚了。1920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明确地说：“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剧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来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Dramatist（戏剧家）。我尝自署为ABuddingIbseninChina可就晓得我如何妄僭了。”（《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同年3月，田汉从东京去福冈看望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两个人在游太宰府公园时，他们“手拉手”仿歌德和席勒铜像的样子照了一张相，两人内心里都“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然而，青年时代这“暗自期许”的“心约”却影响了田汉一辈子。此后，田汉不论在戏剧创作还是领导戏剧运动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但是他却始终感到没有实现这个“心约”。他在《关于〈关汉卿〉的通信》中对郭沫若说：“我的成就是太少了，太浅了”，“越是读席勒，看席勒，越觉得他的艺术赶上去也不很容易”。1957年，田汉随团去莫斯科艺术剧院看达拉所娃演席勒的《玛利·斯丢瓦特》，使田汉感到这位德国剧作家的伟大艺术“还以很大的力量震撼着我们，他的处理斗争、突出性格的手法如此的值得我们学习”。而国内掀起的大跃进运动更使田汉豪情满怀，跃跃欲试。为了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的愿望——成为席勒一样的作家，田汉决意恢复“荒疏已久”的创作生活。

    《关汉卿》的创作与纪念关汉卿的活动有直接关系。1958年，世界和平大会把关汉卿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决定当年6月为这位大戏剧家举行创作活动700周年纪念会。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戏剧界的骄傲。身为剧协主席的田汉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激动，因为关汉卿是他景仰的作家。从这年的1月份起，田汉便着手准备在纪念关汉卿大会上的报告，集中阅读了《元史》、《新元史》、《元曲选》、《马可·波罗行纪》、《录鬼簿》、、《关汉卿戏曲集》等资料，认真研究了关汉卿的剧作，尤其是。田汉感到，关汉卿处在那样黑暗的年代，却敢于写窦娥这样反抗性十分强烈的女子，实在难能可贵。单从窦娥的唱词中，就可以看到关汉卿“确是个不屈不挠地战斗的戏剧家，是个爱憎分明、感情强烈而愤怒的戏剧家。无论读他的悲剧或是喜剧，都能听到他对元代统治者和黑暗势力撞击的铁石声”（《田汉创作〈关汉卿〉侧记》）。关汉卿在《不伏老》的曲子中说他“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田汉认为关汉卿确实“是个铁汉子”，“他那无畏的战斗精神，真正达到了奋不顾身的地步”。在中国剧协召开的《关汉卿学术研究座谈会》上，田汉作了专题报告，对关汉卿的一生及其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关汉卿是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文学传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很好的范例”。报告中号召戏剧工作者向关汉卿学习，“踏着关汉卿的巨大足迹前进”（《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戏剧报》1958年第12期）。对关汉卿的钦佩，使田汉充满了创作的激情，遂即萌发了要给关汉卿“写个戏”的愿望。

    《关汉卿》的创作体现了田汉“为民请命”的创作思想。1956年，田汉曾写过两篇文章——《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在戏剧界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成了田汉“右倾”思想的“证明”。有人说田汉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他的“为民请命”是“收买人心”。他们说，艺人应该由党来管，饿死了不用你管。说田汉“收买人心”是与党争夺领导权。1957年6月，中国剧协开始内部整风，田汉便成了内部批判的对象，在“反右”运动中险些被打成右派。然而，田汉的心里并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