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他把这件事写成戏，揭露那些贪赃枉法的狗官，替屈死的女子们伸冤。他担心“戏写出来没人敢演”，朱帘秀斩钉截铁地说：“你敢写我就敢演！”梨园界的败类叶和甫威胁他不要写这样的戏，免得刺痛官府惹麻烦，还是写些“烟花粉黛”的戏保险。关汉卿不为所动，甘冒风险，赶写。戏演出后鼓舞了正义的人们，也惹怒了权奸阿合马。他威逼关汉卿修改剧本，“不改不演，要你们的脑袋！”关汉卿毫不畏惧，“宁可不演，断然不改！”勇敢的朱帘秀仍照原本演出。二人被捕入狱。义士王著受的鼓舞，喊着“为万民除害”扯旗造反，刺杀了阿合马，关汉卿和朱帘秀也跟着罪加一等，但他们都不怕死。“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全剧在忠与奸、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成功地塑造了关汉卿“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性格，也塑造了朱帘秀九死不悔的刚烈性格，充分体现了正义的力量。艺术上，作者遵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甚至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也融注到关汉卿形象的塑造中去，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剧中既有生动的史实描写，也有浪漫的抒情笔调。一曲《蝶双飞》既赞美了关汉卿与朱帘秀的战斗友谊与爱情，也表现了他们身处逆境的乐观主义斗争精神。该剧充分体现了作者“为民请命”的创作思想和戏剧创作中的诗意化风格。

    1958年6月28日，首都召开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的大会。当天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关汉卿》，导演焦菊隐、欧阳山尊，刁光覃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周恩来、陈毅等观看演出。该剧的演出立刻“引起了戏剧界的震动”。欧阳予倩说《关汉卿》是“一个成功的好戏”！郭沫若称赞“写得很成功”。阿甲以“舞台上出现了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动人形象”赞扬这个戏的成功。很快，全国很多剧种如话剧、越剧、粤剧等都上演了《关汉卿》。

    《关汉卿》的成功，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说，是人们对田汉的期待与刺激。

    自担任文化部戏改局局长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以后，田汉整天忙于琐碎的事务工作，无暇顾及创作。从建国以后至1957年的几年间，田汉没有新的戏剧作品问世，只把《金钵记》改写为《白蛇传》，与安娥合作写了《金鳞记》。那时，除随时随地即兴作诗外，作报告、写纪念文章代替了他的创作活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也严重地干扰了他的创作心境。好些年不动笔写话剧，连他自己也感到“不止是手生了，心里好像也没有把握了”（田汉、郭沫若《关于〈关汉卿〉的通信》，《田汉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一天，田汉去参加印度大使馆的晚宴，朋友陈家康对他说：“瞧你头发都快白完了，也写不出什么来了。就写一首旧诗送给我吧。”田汉当时笑着答应他，“心里却是很沉痛的”。他问自己：“你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吗？”（《关于〈关汉卿〉的通信》）他不服气，“托尔斯泰72岁写了，我现在还不到60，体力又好，吃得、睡得、走得、坐得，不弱于人嘛……我是作家，党需要我们写出新的作品来”。并说“今年就写”（黎之彦《田汉创作〈关汉卿〉侧记》，《田汉创作侧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不服老”的性格和剧作家的使命感，使田汉下了决心，马上着手创作剧本，并于当年（1958）创作出话剧《关汉卿》。

    从主观方面说，《关汉卿》的创作“圆”了田汉一个“梦”。

    田汉从小就有一个做戏剧家的“梦”。1916年，他舅父易象（同盟会会员）带他去日本留学，希望他学政治，他却喜欢文学、戏剧。在与日本新剧接触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