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响亮。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如同一个两人小组。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甚至没用意大利语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身体触碰。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了更多的水，还换了几次药。少将军医已经给我留下了新的药品和敷料。到黎明时，这些供应品全都用完了。

    “在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都有一块很大的黑斑，约有1美元的硬币那么大。我没去想过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过身来，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太阳刚升起来，我看见那边的所有高窗上开始飘出了旗帜，不是第三帝国的鹰旗，再也没有了。锡耶纳人缝制了盟军的国旗，尤其是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在城内到处飘扬着。大概7点钟时，我听见巷子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我害怕了。希特勒的宣传告诉我们，他们全都是杀人犯。

    “几分钟之后，5名战士出现在拱门里。他们皮肤黝黑，军装上沾满了尘士和汗水，我很难判定他们是来自哪一支部队。然后我看见了洛林十字。这是法国的。只不过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对我喊了几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法语和阿拉伯语都不懂。我微笑着耸耸肩。我在我的德国陆军衬衣和长裤外面套着一件沾有血迹的罩衣，但他们一定是看到了我的罩衣下面的皮靴。这是非常显眼的德国陆军军靴。他们已经在锡耶纳南方遭受了重大的伤亡，而在这里的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走进了院子，大声喊着，并在我的鼻子底下晃着他们的步枪。我以为他们要向我开枪了。然后其中一名阿尔及利亚伤员从那个角落里轻轻叫唤着。战士们走过去听他讲了一番话。当他们回来时，他们的语气改变了。他们取出一支味道很难闻的香烟，逼着我点上火作为友谊的一种象征。

    “9点钟时，城里到处拥动着法国人，受到了狂热的意大利人的热烈欢迎，姑娘们也向他们送上了热吻，而我则留在这里，与我的友善的捕获者在一起。

    “然后一名法军少校出现了。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也同样。我解释说我是德国的一名外科医生，留下来照顾伤员们，有些是法国人，大多数是盟军的。他询问躺在地上的战士们，明白有他的20名法国同胞，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于是跑出去到巷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支援。一个小时之内，所有伤员全被转移到了现在几乎是空荡荡的总医院里。我与他们一起过去了。

    “我被羁留在护土长的办公室里，由一名持枪士兵看守着。同时，一名法国上校军医对全体伤员作了检查，一个接一个地。这一次，他们全都被安排躺在了铺有干净的白床单的病床上，由意大利护士轮班照料着，帮他们擦洗身体并喂食他们能够吃下的任何营养品。

    “下午，那位上校军医来到了护士长办公室。陪同一起来的是一位法国将军，名叫迪蒙萨伯特，会说英语。‘我的同事们告诉我，这些人的一半原来是会死去的，’他说。‘你是怎样医治他们的？’我解释说，我只是用我能够得到的设备和药品对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们用法语交谈着。然后将军说：‘我们必须为亲属们保留记录。那些死者，不管国籍，他们的身份识别牌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身份识别牌。送进那座院子的伤员没有一个人死去。

    “他们又交谈了一番，那位军医不时地耸耸肩。然后那位将军说：‘请你向我宣誓决不逃脱，并留在这里协助我的同事们工作好吗？有许多工作要做呢。’我当然服从了。我能逃到哪里去呢？我行走的速度没有我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