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现在已放回到这里光线充足的地方了。他打量着放在那个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

    “‘这是一座什么尸骨存放所啊，’他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吗，上尉？’

    “‘是的，先生。’

    “‘伤员有多少？’

    “‘约220个，将军。’

    “‘国籍？’

    “‘120个是我们的同胞小伙子，约100个是混合的盟军，先生。’

    “‘死了多少个？’

    “‘到目前为止，先生，没有。’

    “他目不转睛地盯视着我，然后快速地说：‘Unm？gich。’”

    “这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问。

    “它的意思是‘不可能’。然后他开始朝一排褥子走过去。他用不着询问，他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知道伤势的类型、重轻和存活的概率。与他在一起的那位随军牧师就跪在那里，为那些在太阳升起前要死去的伤员举行了最后的宗教仪式。少将军医巡视完毕回到了这个地点。他盯着我注视了好长时间。我身上乱七八糟的：一副倦容，浑身血迹，臭得像一只鸡貂，而且已经有48个小时没吃过一顿饭。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最后这么说。‘你在这里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想像的。你知道我们正在撤出吗？’我说我知道。败军中消息传得很快。

    “他对他身后的军人下达了命令。一队担架兵从巷子里进来了。只抬走德国兵，他告诉了他们，把盟军士兵留给盟军。他在德军伤员中走来走去，只挑选那些能够经受翻越齐亚蒂山区抵达米兰的颠簸旅程的伤员，到达那里后他们最终能够得到一切待遇。那些被他认为没有一点希望的德国人，他告诉担架兵把他们留下来。在他下达命令之后，70名德国伤员被抬走了。这样剩下了50名德国人，还有盟军的伤员。然后他回到了我这里。太阳已经钻到了屋后，快要下山了。凉爽正在恢复。他的举止不再粗鲁了。他看上去好像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

    “‘我愿意留下来。’我说。

    “‘那就意味着要成为一名战俘。’

    “‘我知道，先生。’我说。

    “‘那么，对你来说战争毕竟是短暂的。我希望我们能再次相会，回到祖国以后。’

    “其他也没有什么事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像吗？一位将军向一名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我没法回敬。然后他就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6个月后他死于一次空袭轰炸。我就孤身留在这里，与150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注定要死去的。太阳下山了，黑夜降临了，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去分发一杯又一杯水。我转过身来，她又回来了。”

    现在，来自卡姆波广场的声音是连继不断的叫喊。10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高手，已经跨上了马背。他们都被配发了一条短柄皮鞭，这条皮鞭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于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马匹和骑师。破坏是这种赛马会的一个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无所谓的，胜利才是最富刺激的，而一旦进入了跑道，则什么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为排列在用作起跑线的那条粗绳后面的10匹马的位置进行了抽签。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着自己同业公会的色彩鲜艳的盛装，头顶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在人们的期望中进入了它们在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当最后一匹马就位后，裁判员抬头去看他的地方行政长官，等待着他的点头以便放下绳子。来自人群的吼声如同非洲草原上的雄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