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的撤退快。如果我跑到乡间，游击队是会杀死我的。然后，由于缺乏进食和睡眠，我极度虚弱，就在地上躺倒睡着了。

    “经过24小时的睡觉、洗澡和吃了饭以后，我又有足够的精力可以工作了。在过去的10天里，由法国人治愈的所有法国伤员都已被转移去了南方的佩鲁贾、阿西西，甚至罗马。那些在锡耶纳这家医院里的伤兵，几乎全是从这座院子里转移过去的。

    “伤员们的断骨要接好复位，并敷上石膏；伤口的缝线需拆开来，里面的损伤需适当地修补。然而，原先应该会发炎并由此引起致命的伤口却出奇地干净。被撕裂的动脉似乎已经自己愈合了；出血也已经止住了。那上校是来自里昂的一位名医；由他主刀动手术，我做他的助手。我们一刻不停地动了一天一夜的手术，结果没人死去。

    “战争的潮水卷向了北方。我被允许与那位上校军医住在一起。尚荣将军来医院视察，并为我对法国伤兵所做的一切而向我表示了感谢。此后，我被指定专门照料那50名德国伤员。一个月后，我们都被疏散到了罗马。没有一个德国兵再想打仗了，所以通过红十字会安排了遣返。”

    “他们回家了吗？”美国人问。

    “他们全都回家了，”外科医生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把他们的小伙子们从奥斯蒂亚用船舶运回美国去了。弗吉尼吉人回到了谢南多亚。得克萨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个哭着叫母亲的奥斯汀小伙子回到了得克萨斯，他的内脏仍在他的体内，他的腹壁已经愈合了。

    “在法国解放后，法国人也把他们自己的伤员带回了家。英国人带走了自己人，并带走了我。英军上将亚历山大曾在罗马的那家医院巡视，听说了在锡耶纳这个院子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再次发誓不逃走，我可在一家英国的医院里工作，继续照顾这些德国伤员，直至战争结束，所以我做出了保证。德国毕竟已经战败了。和平随着1945年的最后投降来临了，我被准许回到已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故乡——汉堡。”

    “那么以后的31年时间里你一直在这里干什么？”美国游客问道。

    来自卡姆波广场的尖叫声清楚地传了过来。一匹马倒下了，断了一条腿，骑师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余下的9匹马在继续竞赛。尽管铺上了沙子，但下面的卵石把骨头震得生疼，赛马的步伐是狂乱的，人仰马翻是经常发生的。

    那人慢慢地耸了一下肩膀。他朝四周打量了一遍。

    “在那三天中这座院子里所发生的，我相信，是一次奇迹。但这与我无关。我是一个年轻而热切的外科医生，但没那么好。这与那位姑娘有关。”

    “以后还会有赛马会的，”游客说，“给我说说那位姑娘。”

    “好的。我在1945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国。汉堡处在英占区。开始时，我在他们的一家大医院里工作，后来转到了汉堡总医院。1949年我们又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非纳粹共和国，我也转到了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发展壮大了，我成了一名合伙人。我娶了一名当地姑娘，我们生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起来了，德国繁荣富强起来了，我转而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我用财富去创造新的财富，并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远忘不了这座院子，也永远忘不了穿着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1965年，结婚15年后我的婚姻结束了。孩子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当然是痛苦的，但他们也理解了。我有了自己的钱，我也有了自己的自由。1968年，我决定回到这里找到她。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你。”

    “那么你又找到她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找到了。时间已经过去了24年。我猜想她已经有40多岁了，与我差不多。我猜测她仍是一名修女，或者如果她已经还俗，那么她应该是一位有了自己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