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证词
照汉利的建议,他被留下来,这样万一出现废墟倒塌险情时,他可以做个技术指导。他露出了微笑。
“你们活儿干得真不赖,”他用浓重的都柏林口音说,“这里几乎没我们工人什么事了。”
汉利朝街道那边比画了一下,那里有一大堆从房子上拆下来的砖瓦木头。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那些东西搬走。我们都检查过了。”他说。
暮色渐浓,工头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他说,“我们可以把大部分搬走。房子剩下的部分我们明天上午开始可以吗?老板要求先完成停车场的工程并把它用栅栏围起来。”
“明天上午九点钟与我联系。我会告诉你的。”他说。
离开之前,他把统筹一切工作的首席侦缉督察叫过来。
“手提灯会送过来的,”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地板层,检查地上是否有曾经再次施工的痕迹。”
侦缉督察点点头。“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这么一个隐藏的地方,”他说,“但我会继续留意观察,直至这里清理完毕。”
回到局里后,汉利首先检查了个人相关物品,这也许可以了解拘留室里那个老头的身份。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那些上午由法警从房子里搬出来、装上汽车并经过清理的物品。他仔细阅读每一份材料,用放大镜去看那些老旧和褪色的文字。
其中有一份出生证明,记录着老头的名字、他的出生地都柏林,还有他的年龄——他生于一九一一年。有一些旧信件,但寄信人对汉利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信大都是很久前寄来的,看不出与本案有什么关系。但有两件物品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是张褪了色的照片,已经斑驳起皱了。照片装在一个廉价的相框里,但外面没有玻璃,上面是一名战士,看上去穿着英国陆军制服,面对照相机露出不太自信的微笑。汉利看出那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挽着他胳膊的是一个年轻丰满的女子,她的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她穿的不是结婚礼服,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那种垫肩的素色两件套西服。
另一个是雪茄盒,里面还有一些信件,也都与案子无关。三枚勋章丝带用别针固定在小棍上,还有一本英国陆军部队的存款簿。汉利伸手去拿电话。时间已经是五点二十分了,但他想试试运气。他确实很幸运,英国武官还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办公室里。汉利解释了自己的问题。英国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会尽量帮忙的。当然,这是非正式的;正式的要求必须通过多个渠道。爱尔兰警方与英国之间的任何正式交流,都免不了要通过层层手续。如果是非正式的询问,双方的沟通就能更密切,两边都省去了不少虚文。道金斯少校答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绕些弯路,去一趟警察局。
夜幕早就降临了,两个外出跑腿的警长有一个回来报到了。他是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现在,他坐在汉利办公桌的对面,打开笔记本念了起来。
注册记录显示,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买下的,原业主已经去世。当初他花四百英镑买下该房产,是自由产权,没有抵押凭证,说明他当时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地税清单表明,自那天起,该房屋就归这位赫伯特·詹姆斯·拉金所有,并一直由赫伯特·詹姆斯·拉金先生和维奥莱特·拉金夫人居住。记录上没有显示他老婆去世或离开,但地税清单是不会显示住户变化的——即使是一部分住户,除非是接到后继住户的书面通知,但这房子没有后继住户。海关一直查询至一九五四年的死亡证书,也没发现任何与名叫“维奥莱特·拉金夫人”的人有关的死亡线索。那个地址也没有任何人死亡的记录。
卫生和福利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津贴补助的申请。退休前,他显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