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仓库保管员和守夜人。还有一点，警长说，他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个人所得税报表上面，有一个他之前在英国北伦敦的地址。

    汉利翻开书桌上的陆军部队存款单。

    “也就是说，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过。”警长说。

    “这不奇怪，”汉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万名爱尔兰人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拉金看来是其中之一。”

    “也许他老婆是英国人。他在一九五四年带着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到了都柏林。”

    “她很有可能是英国人，”汉利边说，边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与她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线电话响了，说英国大使馆的武官已经到前台。汉利朝警长点了点头。“请把他领进来。”汉利说。警长离开了。

    道金斯少校是汉利当天最大的收获。他穿着条纹裤子，跷着二郎腿，闪闪发亮的皮鞋尖对着办公桌对面的汉利，静静地倾听着。然后，他仔细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握着铅笔，绕到桌子后面，站到汉利身旁。他用铅笔尖轻戳照片中拉金脸部上方的帽徽。

    “国王重骑兵卫队。”他信心十足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汉利问道。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利。

    “双头鹰，”他说，“国王重骑兵卫队的帽徽，很清楚。其他部队没有那样的图案。”

    “还有什么吗？”汉利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

    “第一枚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星章，”他说，“排在最后的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但中间那枚是非洲星章，从中间穿过的那个杠条来看，像是第八军。没错。国王重骑兵卫队在北非与隆美尔打过仗。确切地说，是装甲部队。”

    汉利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在正式仪式上佩戴的勋章，桌子上是微缩型的，在不穿制服时佩戴。

    “啊，是的，”道金斯少校说，他瞟了一眼勋章，“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的杠条。”

    汉利通过放大镜可以分辨出，图案是相同的。他把陆军部队存款单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开始逐页翻看。

    “一九四○年十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很可能是在伯顿。”

    “伯顿？”汉利问道。

    “伯顿服装店。战时它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者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岸，由征兵站的中士引介到那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遣散。光荣复员。奇怪。”

    “奇怪什么？”汉利问。

    “志愿参军，与装甲兵部队一起在北非作战，在部队里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但他始终是一名二等兵，臂章上一条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混上。”他拍着结婚照上的制服袖子说。

    “或许他不是一个好兵。”汉利提出。

    “有可能。”

    “你能给我搞点他在战争中的详细记录来吗？”汉利问道。

    “我明天一上班就去安排。”道金斯说。他记下存款单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离开了。

    汉利在食堂里吃了晚饭，等待着第二个警长回来汇报。警长过了十点半才回来，身体疲惫，但收获颇丰。

    “我走访了十五个认识梅奥路上的拉金夫妇的人，”他说，“其中三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莫兰太太是隔壁邻居，她在那里住了三十年，还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还有一个邮递员，现在退休了，但直到去年，他一直都在梅奥路送邮件。还有伯恩神父，他也退休了，如今住在‘退休教士之家’。我刚从那里回来，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汉利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