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可称道的是经济主权的回收。自1928年底统一了中国之后，政府迅速展开了收回利权的活动，1842年以来，清政府与各国签订了一大堆不平等条约，除了众所周知的巨额赔款之外，还有一个卡住中国经济“脖子”的就是关税限制，国家的海关管理权长期被英国人把持，进口关税超低，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北洋政府一直想要收回海关自主权和提高关税，却遭到列强的集体抵制。蒋介石一改过去跟列强集体谈判的办法，先是派宋子文与美国交涉，1928年7月，经过艰巨的谈判，中美达成协议，同意中国关税自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英、法、日等各国相继宣布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国民政府随即宣布从1929年1月起实施新税则，进口商品的关税从4％大幅提升到10％，之后又增到25％。这一外交胜利，不但恢复了中国的主权尊严，更成为新政府缓解财政危机的主要手段，在1928年，年度关税收入为1.21亿元，到1929年就翻番上升到了2.44亿元，到1931年则达到3.85亿元。

    政府在整顿国内金融秩序上的作为也有成效。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各立征税门类，厘金制度无比混乱，更糟糕的是，货币没有统一，金块、银元宝、“袁大头”以及各种成色不等的银元、纸币都在流通，而且没有统一的货币标准和兑换制度。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提出以银元为基本单位、最终实现金本位制的改革方案，10月，成立中央银行。一开始，宋子文想把前身是大清银行的中国银行就地改组，遭到张公权的反对，于是另组央行，这也为七年后孔祥熙突袭中行埋下伏笔。金融改革的推进很艰难，1931年废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1933年取消了银两单位制，同年成立票据交换所，担负起银行间帐目结算的职责，之前这一功能由英国汇丰银行承担。最终到1935年11月，正式宣布实行“法币改革”，从而确立了统一的货币体制。

    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坚定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国民党政府的计划经济思想来源于“国父”孙中山。他历来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孙中山全集》中处处可见类似的表述，“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达国家实业是也”、“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人民都有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奉行的正是这一孙氏主张。

    不过在1928年前后，在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毕竟在过去的十六年里，民营资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今改弦更轨，事关重大的国策变更与利益调整。在当年6月份的那次全国经济会议上，各项产业议题的讨论都出现了分歧，当讨论到钢铁、铁路、矿产等重大产业的发展思路时，有人主张“遵总理（孙中山）计划，将钢矿油矿及各特种矿收归国有，以实谋利益均沾政策”、“厉行收归官办，实为治本办法”，有人则认为“欲铁路发达，政府宜放弃国有政策，除个别重要干路外，悉委诸商办”、“实施矿业自由主义，并力行监督保护政策”，还有一种妥协的方案是，“由政府韧办，一旦办有成效，再行售归商办。”

    在讨论设立中央银行的议题时，当场发生了激烈的争持。在存档的《全国经济会议专刊》中，记录了当时的争论景象。姚咏白说，“筹设国家银行，须先筹官股，办有成效后，再改商股”。叶熏说，“国家银行应与人民合作，则股本可由各团体分任”。陈行说，“无论官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