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或纯粹商股，苟政府有力干涉，则无所不可。”李鸣说，“自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以来，均系中央集权制，因政治不良，故其实际不能表现，是政治不良并非银行制度之不良，现在总以国家银行制度为原则”，周亮说，“反对官办，不得已则宜官商合办，取董事制”，还有一个待霭庐委员索性“掏浆糊”，说“组织股份公司自由买卖，不必表明官商合办。”各人观点之差异，于此可见。

    在政府决策层，对国家主义的坚定已经成为了一个国策。蒋介石便认为“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全国经济会议的两个月后，政府发布《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其中明确写道：“若夫产业之有独占性质，而为国家之基本工业，则不得委诸个人，而当由国家经营之。此类事业，乃政府今后努力建设之主要目标，并将确定步骤，以求实行。以国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须首谋开发社会经济所赖以为发动之基本工业。”在这段文字中，由国营资本控制重要产业，并进行优先发展的战略已经描述得非常清晰。那么，所谓的“基本工业”又包括哪些产业领域？在与《宣言》配套的《建设大纲草案》中有详尽的列举：“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如水力电、商港、市街、市公用事业；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矿、铁矿、煤油矿、铜矿等，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所列领域，均为能源、资源型的上游产业，很显然，国民政府的思路与晚清盛宣怀的国营理念如出一辙，其未来轨迹及命运竟也毫无意外。

    在这样的决策下，理论与口号迅速被文本化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计划与运动，在《建设大纲草案》之后，政府又先后拟订“基本工业建设计划”（1928）、“实业建设程序案”（1931）。“国家建设初期方案”、“实业四年建设计划”（1933）、“重工业五年计划”（1935）、“中国经济建设方案”（1937）以及新生活运动（1934年2月，蒋介石宣布发动“新生活运动”，大意是讲究“忠孝廉耻”，小节到不打麻将、不吐痰，多吃维生素等。蒋氏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等。众多大型的冶金、燃料、化工、电气及军工企业在这段时间创建，构成了一个国营工业高速发展的高峰期。

    除了种种内因之外，蒋介石的国家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选择，还与当时的世界形势颇有关系。

    在1920年代，处在战后复苏期的欧洲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经济出现可怕的大滑坡，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遭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德国，该国经济在1928年前后近乎完全崩溃，全国失业人数高达600万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希特勒的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党）迅速崛起，在四年后很轻易地夺取了政权，希特勒在国内取消民主自由，煽起排犹运动，加强国家对大型企业的控制，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产业政策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和基础产业，“熟练的工人进兵工厂，不熟练的工人修筑高速公路”，在这种“大炮代替黄油”的政策下，重工业畸形繁荣，失业人口锐减，一个超级军事强国十分恐怖地诞生了。相比较，新成立的苏联也以强势的国家力量干预经济，大力发展重工业，同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主义渐成欧洲政商界的主流意识。

    在大洋另外一端的美国，也在1929年前后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一年的美国总统就是30年前与英国人联手骗走开平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