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终于逃不出蒋政权的手心了。尽管这是国父首倡，尽管蒋某人当年也曾在这里厮混，尽管交易所主人是他的恩公兼金主，但是出于“整理金融，牢控财源”的国策，自然也无法宽容。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交易量最大的棉纱交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交易所，虞洽卿奋起挣扎，在给南京政府实业部的信中，他决绝地声称，“一息尚存，誓死必为之保全，任何牺牲所不惜也。”可是，大势已然不可逆转，各类交易物品被相继归并，证券部分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到1933年秋，已成空壳的证券物品交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对一个霸道、强大的国家机器，商人虞洽卿徒呼奈何。

    这就是发生在1929年前后的上海故事。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不但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且将实力强大、很有组织性的企业家阶层打得落花流水。自1911年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到此嘎然而至。从此后的中国变得黑白两色，非此即彼，中间的鸿沟里血海翻腾。

    也许真是宿命将至，在这几年里，影响过历史进程的大思想家相继凋零。1926年7月，张謇去世。1927年3月21日，维新派头号领袖康有为病逝于青岛。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遗言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王氏之死被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没落的象征。晚辈学者陈寅恪在挽词中曰，“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他为王撰写的墓碑文字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十个字，在后来的中国由现实变成梦想。

    1929年1月19日，57岁的梁启超去世了。三年前，他因便血入北京协和医院诊治，诊断结果是一侧肾患结核坏死，需切除。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竟判断失误，错取好肾。朋辈悲愤，欲起而诉之。梁曰，“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算是不错，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刘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梁死后，温和的立宪改良派再无精神领袖。

    就在梁启超去世的半年后，6月，国民党召开三届二中全会，依据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时期”理论，宣告“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24年（1935）完成。”日后的史实是，国民党一再延缓召开国民大会，直到将近20年后的1948年才宣布进入“宪政”，而一年后即失去大陆。

    史实讲述到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蒋介石政权强势和恐怖的一面，如果据此认定它的主要经济工作就是勒索企业和贩毒，那么，它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了。历史如同硬币，当然也存在着另外的一面。

    我们正在讲述的十年，1928年－1937年，在经济史上有时候也被称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工业经济成长率平均达到8.7％（也有学者计算为9.3%），为现代中国史上增长较快的时期之一。（按Chang（1969）的计算，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1936年，为8.7%，1912-1942年，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不过与前十六年不同的是，这是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十年，是统制经济的十年，是国营事业和重工业高速成长的十年，是民营资本饱受压抑的十年。

    国民政府在经济重建上的建树也有值得记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