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说话了。“不，父亲，”我说，“我的父亲不是一个蠢货。”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流眼泪。

    “唉，你这个傻瓜，”他说，“你也不是最差的孩子，不是吗？”

    如果当时我们的车子坠毁了，或许我就在一种非常幸福的状态中死去。但是两天后我就回到了纽约——我的母亲派了一辆豪华轿车和一个司机来接我——我那地狱般的生活又一次开始了。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房子里那个可怜的小男孩，根本不像那个在雪山里为了父亲甘愿忍受割肉般疼痛的我。回到纽约后，我必须忍受被石膏包裹的伤腿愈合的奇痒以及母亲无止境的抱怨。

    我不能走动，一定要有人背我，一想到要用拐杖我就烦恼。我很清楚我会摔倒然后再一次摔断腿，伤腿上的脱落物开始发出臭味。到了第二个星期，医生要拆掉我的石膏，清理我的感染部位，然后再次把伤腿包裹起来。我提起这些事是因为医生拆掉我腿上的石膏时也拆断了父亲对我的爱，从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这样。当父亲来看我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协商好，他过来了她就不在场——他会看到母亲留下的字条：你让他摔断了腿，现在你要教他怎么走路。

    尽管父亲没什么耐心，但他还是让我用拐杖站了起来。最后花了很长时间，我的腿才渐渐康复，而且腿还长得有点弯曲。而我和父亲又像以前那样两人之间没什么感情了，况且，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和一个高高的、端庄优雅的女人再婚了，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我七岁的时候，双胞胎三岁，他们的小名——我没有开玩笑——叫小强和小坚，全名叫哈伯德·小强，哈伯德·小坚。事实上，他们的书面名字叫作罗克·贝尔德·哈伯德和托比·博兰·哈伯德，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就叫玛丽·博兰·贝尔德。只是小强和小坚是对他们的一种期望罢了，希望他们都很坚强，父亲非常喜欢他们。

    我偶尔会去拜访他的新妻子——他们已经结婚四年了，但我仍然叫她“新妻子”。去拜访他们只需穿过第五大道的几条小巷，这一路上都可以看到高雅的灰色建筑物。他们的房子颜色是那种带一点紫色的灰色房屋，旁边的中央公园里面满是枯萎的小草和冬日里灰色的树木。

    因为我拄着拐杖，所以我就不敢在这些房子里冒险了。在之后的康复期里，腿不再疼痛，我的心情逐渐好转。到了下午，我会闲不住，又开始探险了。我不仅下到大厅和守门人说话，而且还一时心血来潮上大街绕行了一圈。我又想去看看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了，她不仅个头大，人还算热心，有时候我觉得她还是蛮喜欢我的，她肯定会告诉父亲我已经来过，父亲一定会很高兴。所以我决定从第七十三街走到第七十八街，我第一次把拐杖拄到六英寸深的水沟里，走过这个水沟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害怕，最终，这一小步总算跨过去了。我开始一路上像荡秋千一样走着，当我走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就和看管电梯的男人聊了起来，作为一个七岁大的孩子，我为自己有这么大的勇气感到骄傲。

    当我敲门的时候，是一个新来的女佣开的门，她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不怎么会说英语。但从她口中我得知，保姆带着双胞胎出去了，太太在她的房间里。虽然我很疑惑，但那个女佣还是让我进去了。我坐在沙发上，对着下午那苍白的阳光发呆，看着阳光反射到白丝绸色的起居室里。

    我从来没有想过父亲会在家。很久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正是在那个时候，父亲自愿放弃了他在美林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位置，将该位置让给了加拿大的皇军空军。为了庆祝，他今天下午给自己放了假。我还想到玛丽·博兰·贝尔德一个人在看书，可能她也和我一样无聊吧，于是我准备穿过起居室沿着走廊下去，进入他们的卧室。由于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所以我走路都没听见什么声音，随后，我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