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五一节结的婚……6月22日战争就爆发了。第一批德国飞机进行了空袭。战前我在西班牙儿童保育院工作，孩子们都是1937年从西班牙送到我们基辅来的……那时是西班牙内战……德寇空袭时，我们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在院内挖壕沟了。他们倒是全都懂……我们把他们送到后方，然后我到了平札州。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组建一个护士训练班。1941年年底，由我主持了这个训练班的考试，因为所有的医生都上前线了。我给学员们发了证件后，自己也申请上前线。上级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进了陆军野战医院。我在周围的姑娘们中间是最年长的，至今还和我保持友谊的索尼亚·乌特鲁戈瓦雅，那时才十六岁，刚刚读完九年级，就进了这个医务训练班。我们到了前线，都第四天了，索尼亚还坐在小树林里哭。我走到她身边：

    “索涅奇卡，你怎么还在哭啊？”

    “怎么你不懂，我已经三天没见到我妈妈了！”她回答我。

    现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来。

    在库尔斯克会战时，上级把我从医院调到了野战洗衣队当政治指导员，洗衣员都是非军事人员，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坐在大车上，车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温桶，最上面坐着身穿五彩缤纷的裙子的姑娘们。这一下，谁见了都大笑着说：“洗衣大军来了！”……人们把我叫作“洗衣政委”。过了好长时间，我的姑娘们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马马虎虎过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那时听都没有听过什么叫洗衣机，全是手洗……全靠女人们的双手……我们每到一地，上级就拨一间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洗衣服。为了先灭虱子，必须先用一种专门的凯牌肥皂水浸泡，然后再洗净烘干。灭虱剂是有的，可是当时灭虱剂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只能用凯牌肥皂。这种肥皂非常难闻，气味简直吓人。而在这间房子里，我们不但要洗衣、烘衣，还要在里面睡觉。上级规定每个战士洗衣服的肥皂定额是二十到二十五克，全都发到我们手中。这肥皂像土块一样，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和紧张过度而得了疝气病，还有很多人双手都被凯牌肥皂腐蚀出了湿疹，指甲脱落，我们都以为指甲不会再长出来了。不过，只能歇上一两天，就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们都很听我的话……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营地，那里驻扎着空军飞行员，整整一个飞行大队。您想想吧，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却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于是，这些花花公子轻蔑地说：“真了不起，原来是洗衣大姐们啊……”我的姑娘们听了这些话差点气哭了：“指导员，您瞧他们……”

    “没关系，我们会报复他们的。”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天晚上，我的姑娘们穿上了她们最好看的衣服来到小草坪上。一个姑娘对着飞行员那边拉起了手风琴，他们闻声赶来，跳起了舞。可是我们都说好了：绝不和任何一个飞行员跳舞。他们凑了过来，但没有姑娘理睬他们，整个晚上，姑娘们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后飞行员们求饶说：“一个傻瓜出言不逊，你们却怪罪我们大家……”

    一般说来，非军事人员是不得关禁闭的，但你跟前儿这一百多个姑娘，对她们怎么管理呢？比如，我们这儿空袭警报常常要到夜里十一点才解除，可是她们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几个姑娘关了禁闭。有一回，附近部队的首长到我们这儿来，恰好在我的房间里正关着两位。

    “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把非军事人员关禁闭？”他们问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上校同志，您想给上级打报告就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