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一个艺术家。”祖母耸了一下肩膀，转过身，按着账本上的数字，给了乐队指挥一叠钞票，对他说：“254首曲子，每首半个比索，再加上星期天和集市日的32首，每首60分钱，总共是156比索零20分。”乐队指挥没有接钱，他对祖母说：“应当是182个比索40分，那些华尔兹舞曲的价钱要贵一些。”

    “为什么？”

    “因为这些曲子很悲伤。”祖母迫使他收起那些钱，对他说：“那么这个星期你给我演奏些快乐的曲子，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乐队指挥不明白她这笔账是怎么算的，不过他一边算着这笔糊涂账，一边收下了那笔钱。这时候，那股令人恐怖的飓风几乎把帐篷掀掉，在风过后瞬息的宁静中，传来几声猫头鹰悲凉的叫声。

    埃伦蒂拉为了遮掩自己的慌乱，不知做什么才好。她锁好了钱盒，藏在床底下，但在她把钥匙交给祖母的时候，祖母发现她的手在发抖，就对她说：“你不要害怕，有风的夜晚总是有猫头鹰的。”祖母尽管这样说，可看见摄影师拿着照相机准备离开时，还是有些胆怯，就对他说：“要是你愿意，你就在这里呆到明天天亮，今天夜里死神被放出来啦。”摄影师也听到了那猫头鹰的叫声，但是他没有说什么。

    “亲爱的孩子，我喜欢你，”祖母又说。

    “那么我就不交音乐费了，”摄影师说。

    “啊，不，这不行！”

    “您看，您谁都不喜欢吧。”

    “那你就滚！混小子！”

    祖母感到受了莫大侮辱，直到埃伦蒂拉帮助她躺下，她还破口大骂摄影师：“狗杂种，他怎么能了解别人的心思。”埃伦蒂拉没有心思理会她，因为风静的时候，猫头鹰正在紧迫地向她呼唤着，而她还在这儿犹豫不安。祖母躺下时还是按着以往的老规矩：让埃伦蒂拉给她扇风。她吩咐着：“你明天要早点起来，在人们到来之前给我烧好洗澡水。”“是的，祖母。”“抽空把那些印第安人的脏衣服洗了，这样下星期我们就可以再多扣他们点钱了。”“是的，祖母。”

    “要好好睡觉，别累着。明天是礼拜四，是这个礼拜里最长的一天。”

    “是的，祖母。”

    “给鸵鸟放点食。”

    “是的，祖母。”

    她把扇子放在床头，在骨灰盒前点了两支蜡烛。祖母已经睡着了，可还给她下着那没用的命令。

    “别忘了给你爷爷和父亲点蜡。”

    “是的，祖母。”埃伦蒂拉知道她不会再醒了，因为她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帐篷外狂风怒吼，但是埃伦蒂拉这一次又没注意到这使她不幸的灾风。她本能地对自由的渴望战胜了祖母的咒语。远处又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她离开帐篷还没五步远，就碰见了摄影师，他正在往自行车的货架上捆行李，摄影师那表示支持的微笑使她镇静下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摄影师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也不付音乐费。”埃伦蒂拉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表示告别。然后朝田野里跑去，她下定决心，朝猫头鹰呼叫的地方跑去，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这回，祖母立即报告了地方当局。当祖母把参议员的亲笔信展示在那位军人镇长眼前时，镇长立刻跳下吊床。乌里塞斯的父亲也等在门口。

    “见鬼，你怎么让我念信，我又不识字，”镇长喊叫着。

    “这是奥·桑切斯参议员的亲笔信，”祖母说。

    镇长二话没说，拿起放在吊床旁边的步枪，命令他的部下集合。五分钟后，所有的人都跳上了一辆军用小面包车，朝边境方向驶去。一场大风把逃亡者的足迹刮得干干净净。镇长坐在司机旁边，后排座位上是乌里塞斯的父亲与埃伦蒂拉的祖母，其余每个座位上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