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村，光怪陆离、形影乱纷。生存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灰头土脸，至少当下暗淡无光。可蔚然成风的气候下，还是不断有温州人趋之若鹜。这一切，始于一次意外。

    初始，乐清毕氏兄弟跑到千里之外的包头卖服装。虽然款式新奇，价格便宜，包头保守的人们并不敢突破传统。兄弟俩支撑不下，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火车在北京站短暂停留，“没有进过京城”的老大忍不住好奇，拉着兄弟下了火车，“想第二天看一眼天安门，也算不枉此生”。

    北京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敞开嗓子叫卖的商贩。走在京城大街，兄弟俩发现这里的管制并不像想象中的严厉。他们索性把肩上包裹一抖，找个有人气场所，“练起摊来”。不曾想，一堆衣服在北京成了抢手货，一下午兜售一空。

    傍晚，兄弟俩到丰台租间民房。第二天，他们买来缝纫机，准备在这个充满诙谐、嘲讽因子的城市里，用倔强的酒杯，浇灌命运的垒块。

    小作坊生产的衣服总能在北京找到市场，毕氏兄弟如鱼得水。消息四散传开，更多温州人闻声而来。没多久，南苑乡大红门一带，骤然聚起数万温州服装专业户。

    他们通常赁屋而居。一间小平房既当车间又当起居室，屋外的墙壁挂着“批发皮夹克”的牌子，屋内则是一派热闹的生产景象。

    但是生意不会一帆风顺，在京温商时常遭到种种歧视。就如，北京某展销会不接收零星个体摊商的申请，数千家浙江村个体户一筹莫展。但是，在这个封闭的、理想化的小世界里，温州人做着自己心目中的大生意，演绎着草根商业及人性的启示录。

    他们日夜加班，用自己廉价的人力，去挑战这座城市的商业竞争规则；他们薄利多销，市场上198元一件的皮夹克，他们卖120元，“仍然有得赚”。他们隐忍、沉默，丝毫不敢张扬与狂放；他们焦虑、挣扎、不断幻灭，可从不放弃最后的希望。终于，温州货充斥大街小巷，浙江村风光无限。

    不过，毕竟狭小的村落人来人往，自然藏污纳垢，怪相迭出。浙江村的前途注定会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落下帷幕……风潮起又落，但至少在眼下，还没有停止的迹象。耳闻目睹着别人波澜起伏的故事，成千上万的温州人依旧争相涌出。

    下海吧

    1992年6月的中国自有另一番热闹景象。

    一首歌词简单，内容直白的歌曲《小芳》突然飘红于大江南北。暧昧而混沌的气氛中，人的热情轻易地被鼓动起来。伴随轻快的经济节奏，人们丢掉“铁饭碗”。

    面对宽松的创业环境，许多人选择兼职。一外地记者到温州采访。街头招呼一辆“菲亚特”，坐进去。和司机攀谈，得知对方是温州市政府某局的副处长。记者万分意外。实际上，温州街头，身兼数职者大有人在。有的公职人员每天下班替别人开两三个小时出租车，收入便是工资的好几倍。温州人认为，“一个人能赚钱说明他有能力”，至于钱的“姓氏”谁能顾及。

    从政府办公室到田间地头，经商创业风气早就不是盛行一时。而此时，郑元豹正酝酿一次变革。他找到总经理叶玉森，两人合伙买下人民低压电器厂51%的股份。

    体制转变增加了企业活力。郑元豹推行“新政”。不久，他买下四层柳市镇电器城，稍加改造成生产车间。人民电器厂生产的低压电器产销两旺。郑元豹忙着扩大产能，他要把“人民电器”推向新的高度。

    这一年，温州产品出奇平静。质量有了保障，声誉在慢慢恢复。报纸上没有再出现关于温州假货的报道，相反多了一些褒扬的信息。

    7月，“月兔”空调登上《经济日报》： 温州空调器总厂生产的三个系列20个品种规格的“月兔”牌家用空调器，经国家权威部门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