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目前，该厂产品已行销全国20多个省市，并远销法国、新西兰、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空调器总厂厂长谢铁澜无比自豪。在给温州市长的信中，他说： 我厂今年在中央电视台赞助“广而告之”栏目，每天5秒钟的广告费就是近1万元，我们舍得花钱，为了在月兔空调前面加上“温州”两个字，情愿不加“部优”二字。这不仅是为我的产品打广告，也是为您这位市长争口气。不管承不承认，“争口气”已仿佛为温州人的共同心愿。前几年，关于温州假货的报道铺天盖地，温州货名誉扫地，温州人也吃到了苦头。他们关起门搞整顿，决心扭转外界对温州货的成见。那时，郑元豹被政府从几百里外的杭州火速召回。摆在他面前的是个烂摊子： 假冒产品层出不穷，产品无人问津，利润大幅下降，员工人心惶惶。

    面对萧条市场，郑元豹推出方案： 精简行政人员，扩充技术人员，狠抓质量、责任到人。“宁失利益，不失市场；宁失数量，不失质量；宁失面子，不失顾客。”改革成效明显。质量扭转，产品受到追捧，“人民电器”名声渐响。可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限制着企业的发展。郑元豹趁“股份制改革”东风，再次掀起风暴。他建立厂房扩大规模，还在黄金地段开设经营部，在主要路口竖起路牌广告。

    而同样从事电器生产的南存辉则更具气魄。他在乐清建起现代化生产车间。

    南存辉的一系列举止超前且大胆，有人称赞，而更多人持怀疑与不解的态度。不管怎样闪展腾挪，当时的乐清低压电器市场终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混乱江湖，掺杂其中虽不乏心系鸿鹄之人，然而涌向前台的多是卑微的小角色。

    这些人如何能前瞻到一个行业10年，甚至更久的未来走向？

    10多年过去，依然有相当的温州企业硬伤和困局与10多年前大相径庭。他们集中在“微笑曲线”的最低位，徘徊在贸、工、技的逻辑里，没有建立起品牌价值，更没有突破性的技术专利。对比之下，正泰日后的前进轨迹，以及最终成为温州第一家登陆中国主板的上市公司，无疑客观上验证了企业之生命与人之经历，幽深处不可不察，叫人感慨万千。

    新鲜事

    人们在各自领域奔忙，牵出大大小小故事。尽管杂乱，也精彩纷呈。

    前几年无比风光的牟其中发表管理论文《99度＋1度》，这或许是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发出自己思考的始端；大洋彼岸，彼得·杜拉克出版了《管理未来》一书，这位管理学泰斗和他的著作日后风靡中国。人世间的煊赫光荣，往往在瞬间注定。风云莫测，电光火石间，世界早已流转一新。

    城市运转不停，新旧更替交织。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发廊”散布全国，外来事物也纷涌而来。人们摸不准温州的脉搏，任它们兀自吐故纳新。

    手提电话刚进国门没有几年，温州人已迫不及待。当时，人们将这款称为“大哥大”的手提电话看作是“身份的象征”。虽然带有暴发户色彩，但恰如其分。砖头大的手持机总是特别显眼，大街上边走边通话，注定招来“不少回头率”。

    温州街上的“大哥大”清一色是摩托罗拉8900。笨重的块头套在专门夹包中，露出颤巍巍的天线，拎在手里“很风光很洒脱”。虽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这种“风光”和“洒脱”。

    因为数额有限，首批移动电话号码需要“公开拍卖”。1992年8月2日，第一次放量拍卖38个号码。五六百名竞拍市民将鹿城拍卖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显然是有备而来，过程异常火暴，每次报价都有人举牌竞拍，最后拍得247.55万元。最高的号码拍到12.1万元。

    想拥有一部手提电话，光一个号码费是不够的，还需缴2.2万元初装费（包含“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