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应付交差了事。

    咸丰帝曾经准备诉诸武力，给桂良等人交底说，所提款约，一概不能允准。什么派员驻京，什么内河通商，狗屁！告诉洋人们，我们跟他们打！我将派大清国最能打仗的僧格林沁去打！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对于这一点，桂良曾很认真地考虑过，考虑的结果是，依清的作战实力，很难打过洋人，所以，洋人根本不怕用打仗相威胁。

    但又不能说皇帝不了解情况，那是对皇帝大不敬。于是只能给皇帝打马虎眼。让皇帝答应条款后，签了约，完成使命之后再说别的。

    就这样，桂良等人与四国公使签订了天津条约。当天津条约真的签订了，咸丰皇帝又觉得如鲠于喉，他咽不下这口气。

    他想反悔。

    于是奕泞决定，利用在上海和英法谈判通商章程时取消天津条约。

    1858年1月中旬，四国公使除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之外均汇聚上海，准备和清政府谈税则问题和通商章程事宜。俄国公使因初伸手中国，还没有什么海上贸易和税则问题，便兀自回了国。

    由于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在这次战争中表现突出，法国公使和美国公使推举他为此次谈判的总代表。额尔金对这次会议做了很多准备，虽然天津条约已经签订，但这次会谈，关系着具体实施问题，关系着如何进一步攫取在华利益问题，他是马虎不得的。他特派威托玛和李泰国参加这次会议。威托玛代表他本人出席会谈，李泰国列席会议。

    会议之前，关于税则和章程已由英人单方面拟就了。炮制者就是李泰国。

    李泰国何许人也？他原是上海海关负责关税的一个官员，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中国海关何以让外国人出任海关官员？说来话长。关税自主是一个独立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一旦关税大权旁落，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彻底丧失。南京条约中曾规定中国关税须同英国协商的原则，后来又在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英国进出口货物值百抽五的税率，为了使外国货运入内地免去厘金及其他税收，又规定值百抽二点五的税率。这个值百抽七点五的关税，是外国人定的，不是中国定的，标志着中国丧失了海关关税自主权。值百抽五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它实际上成全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公开掠夺。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关税保持了几十年之久，并且不只英国一家，法美俄等国均享受了这样低的关税，使中国市场成为西方列强任意肆虐的场所。

    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租界里的上海海关被公众一举捣毁，清政府苏松太道台吴健彰躲进租界。他是上海、苏州、松江、太仓等地的总税务官，他一逃走，税款税收从此无人问津。

    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之久，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与美公使觉得似这样混乱延续下去，万一影响既得利益太不合算，就派兵占据了上海海关，决定临时代理中方收税。它们还颁布了关于上海海关的临时办法六条。由英美领事代中国官府向英、美商人征税，税款由领事代管。

    但是，这只是说说而已，许多洋人商船和企业家并不把它当回事，偷漏税的事情大面积存在着。鉴于这种状况，英美领事想出了一个由外国人参加中国海关的行政组织，人员由领事指定，此人为中国服务，领取中国薪水，并在中国长官统领下工作。就这样，英美法三国领事与苏松太道台吴健彰商定，委派了一个由三国领事指定的三人关税委员会，他们是法国人士密斯、美国人卡尔、英国人威托玛。

    李泰国后来代替了威托玛。

    李泰国是一年后代替威托玛的。他通晓中文，又对税务工作精通，比起那些法美领事派出的官员来讲，他的工作似乎更加卖力。公正地讲，这要比中国海关无人管理的局面要强得多。由于三国领事的支持，外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