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照章纳税，再因以夷治夷，许多情况马虎不了，税收情况反而比中国海关健全时还要收得多。仅1859年就征收2，902，397两银子，这对清政府财政不能不说是一项很大的收入……因此，恭亲王奕斤在咸丰十一年三月的奏折中大事溢奏，他说：李泰国在上海等关办理税务多年，征收甚旺，且所得薪水极厚，尚不肯从中作祟，滋生弊端。

    这就是所说的具有特殊身份的李泰国。他虽然是洋人，但他是在中国海关工作。以他的身份，他只能列席会议。

    然而李泰国的敬业精神丝毫不能取代他的罪恶。工作认真、兢兢业业，这是他的习惯使然，这是英国人从小接受这方面教育的结果。但当他起草税则和通商章程时，他就完全站在英国人的侵略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进行敲诈。他并不往自己口袋里装，正像恭亲王所说，他不肯从中作祟，而是往英国国家的口袋里装。他就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

    咸丰皇帝把税则和通商章程的谈判定在上海，并且指望在谈判中免除天津条约中关于派员驻京和内河通商两点，是大错特错了。原来，上海和江苏的官员们早就和英法领事们勾结在一起，咸丰根本就指望不上他们。

    上海的小刀会一类的起义爆发后，当地的清朝官员如两江总督何桂清曾私下里找洋人寻求过帮助和支持，他们欠洋人的情，于是李泰国等人就拟了一个名单，在谈判时最好由江苏巡抚赵德辙、苏松太兵备道薛焕为此次谈判的中方代表。这样，他们就好控制局势，就会万无一失地确保英法的利益。何桂清于是也向咸丰帝上奏，提议由赵薛二人参加谈判。谁知咸丰帝却另有计议。

    咸丰帝仍是惦记派员驻京这个条款。只要你们洋鬼子别在京城露面，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事情都好办。你们洋人来我华夏神州，不就是想攫取利益吗，好，我全让给你们，你们的关税我全免了，够意思吧，够大方吧，但你们也得给我面子，那就不要再提派员驻京和内河通商这两条了……

    咸丰帝单方面想好了如意算盘，就决定仍派原先签订天津条约的一班人马去谈判，如桂良、花沙纳、明善、段承实。何桂清因在他的辖地会谈，也令他参与谈判。至于薛焕则令他实地交涉，有决断宜则由桂良等全权大臣作主。

    因为桂良等人无法操纵，何桂清见谈判人员难以更改，便指示薛焕、吴煦先和李泰国等拟好通商章程草案。此通商章程和税则毫无疑问完全听命李泰国的，是彻头彻尾的英人意志。何桂清深知桂良、花沙纳是被李泰国、威托玛早在缔结天津条约时就击败的主儿，此番见到这个草案，谅他也不敢不签字。哪知桂良等人却不敢做主。

    皇上一心想用免去关锐作为条件，去换取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临行时再三告诫桂良等人，不能辜负使命。但洋人的态度也异常坚决，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本身的事，一个字也不能更改。这样，就把桂良等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皇帝不敢辜负，洋人更不敢招惹。

    硬着头皮，桂良等人联名上奏皇帝说，关于放弃关税事，实在有辱国体。百万银两轻掷不说，天津条约也不可能废除，到后来，只能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果。

    但是，咸丰帝奕宁主意已定，说不能更改。于是桂良又陈述，若废条约，夷人又要北窜，万一再兵临城下，大局实难预料……

    这下才算使咸丰有所松动，表示虽不能全部废除条约，也要部分修改。

    谈判完全是在走过场。既然咸丰帝连关税都不想要，这些税则和通商章程也只是过过目，基本按英人草案所定：但凡商品，除却鸦片、茶叶、生丝之外，一律值百抽五。鸦片每担30两税银。茶叶每担2500两税银。丝为每担10两税银。外国纸烟、酒、香水、肥皂、面粉、黄油、干酪等全部免税。军火、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