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但越来越多的妇女正在进入产生领导人的队伍。竞选最高行政职务的妇女候选人，还必须克服残存的旧说法：这些职位都是男人独占的。随着有更多的妇女上升起来，这种旧的说法将会消失。

    如果在1952年允许妇女占据高职的思想就发展到今天这样，那么克莱尔·布思·卢斯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副总统候选人。她有头脑，有干劲，政治上敏锐，有判断力，她是美国第一个真正想在政界中一举成名的女人。她磨练出了一种在政治冲突中短兵相接的能力，并被认为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

    艾森豪威尔选中我，就是因为我也有这两种特有的品质。要是当时她被选中，那么本书就写不成了，而且她还会在重要的演出中出常在1952年，克莱尔·布思·卢斯就有远见。但我相信，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我们可能会选举一位妇女担任副总统，甚至担任总统。

    乍看起来，似乎令人感到惊奇，这个时期这么多伟大领导人的年纪都那么大，但细想一下，并不奇怪。许多人都经历了quot;在野quot;的时期。他们在那一段时期中所获得的洞察力和智慧，以及他们从quot;在野quot;局面杀回来时所积聚的力量，是他们日后令人敬佩的重要原因。邱吉尔、戴高乐和阿登纳都是在我们认为正常退休年龄后，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在战时，邱吉尔开始领导英国时，已六十六岁；戴高乐创建第五共和国时六十六岁，阿登纳执政，担任总理时七十三岁。戴高乐七十八岁时仍是总统，邱吉尔八十岁时还是首相，阿登纳八十七岁时仍然是总理。

    二十世纪经历了一场医学革命，我们的寿命更长了，我们活得更健康了。但除此之外，鞭策伟大的领导人前进的那股干劲和耐力往往使他比那些平静地退休的人活得更长久。我们老了，因为我们听从自己老下去。因为认输、退缩、或安于懒散状态，我们变老了。那些邱吉尔、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临终时的守护人，仍然记得，即使在失去知觉后的长时间里，他们的躯体还是那么顽强地不愿屈服。伟大的领导遵从自己的规律，他们不是那种向岁月低头和屈从的人。

    一位领导人有时必须团结他的人民，去从事艰难困苦的事业。正象邱吉尔在给英国人民带来quot;鲜血、穷苦、眼泪和汗水quot;时那样。更为经常的是，他必须赢得人们支持一种尚不深得人心的思想，或者战胜一股强大的知识分子赶时髦的潮流。

    哲学家——神学家米歇尔·诺瓦克曾说过，今天quot;在这个有着迅速的普遍庞大的宣传工具的世界上，力量的平衡已经改变。

    各种思想总是现实的一部分，在今天，它比现实的力量要大得多。那个靠提出思想和信条谋生的人构成的阶层，看来既不是自已非常迷恋于虚假突拿，又奇怪地披允许把这一切强加给不幸的个人quot;。领导人最艰苦的战斗往往不是反对其他政治运动的领导人，而是反对那些肤浅的、有破坏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充斥于广播，使最聪明的人丧失理智，使公开的讲话黯然失色。

    今天，电视已改变了那种训练国家领导的方式，也使那些有希望被选为领导的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伯拉罕·林肯，他长相难看，嗓子很尖，是绝不会在电视里获得成功的。他演讲时，总爱穿插一些冗长而又不连贯的轶事，这种风格在电视中也不吃香。今天鼓励的是简洁生动单刀直入的讲话，而不是冗长的说教式的比喻。

    电视大大缩短了公众注意的时间间隔，它也改变了人们观察事物和事件的方法。象一剂改变头脑的药一样（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药），它歪曲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短小精悍的戏剧性事件——不管是作为娱乐，作为quot;新闻quot;，或以调查的名义取悦人的部分杂志版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