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问题上，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在国防和外交政策问题上，他是一个强硬的有远见的实用主义者。

    在另一些场合，罗素也做出了表率。他是在衣帽间里，委员会的会议室中，在私下会晤里进行指导的，他甚至很少在参议院议员席上发言，尽管当他发言时，整个参议院都洗耳恭听。

    他运用得极为漂亮的并不是作实际决定的权力。而是影响；他运用这样的影响以致使它变为权力，就罗素而言，他的影响来源于其他参议员和总统对他怀有真诚的敬意，也来源于他的过细的准备工作、注重细节以及对参议院和参议员的广泛了解。

    新世界的一个特点是事物以越来越加速的步伐变化着。一个国家在一个发展阶段需要一种统治着，下一个阶段可能又要求另一种统治者。这些阶段有可能接二连三地迅速到来。从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影响来观察，及时下台有时可能与及时上台同样重要。

    如果恩克鲁玛在加纳独立后把职权交给其他人，那他可能会作为一个英雄而光荣下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英雄。如果不是死亡缩短了纳赛尔的统治，那他的名声也许会比今天更大。

    很有可能，戴高乐1946年退出政府是最明智的一着，这样，直到1958年召唤来临时，他在政治上仍然是无懈可击的。乔治·华盛顿知道什么时候该离职。他的拒绝竞选第三任总统确立了一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40年，这个传统一度中断过，后来写进了宪法。林登·约翰逊1968年宣布退出竞选时，全国为之震惊。作为一个在以后四年中面临席卷全国的大风暴的人，我认为，不管约翰逊是如何憎恨退休，但在那时下台是幸运的。如果他继续执政的话，那将会遭到无情的抨击。

    不同的制度需要各种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

    美国在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交往中一向存在一种错误趋向：以西方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政府，以西欧的标准来衡量各种文化。西方民主的发展和生根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它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或是稳妥的。欧洲的自由的发展时断时续，一个时期向前发展了，另一个时期又被推了回来——三十年代西欧部分地区及近几年的东欧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世界各国中，民主仍然是例外，不是普通现象、正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尼·J·柯克帕特里克所指出的：quot;实际情况是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府，按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是坏政府。这些政府不是也从来不是民主的政府。民主在世界上一直是很罕见的。按我们的标准，大多数政府是腐败的quot;。我们必须从大多数独裁和极权统治的国家中学得更会识别事物。每个专制的统治者至少把他的一些反对者投入监狱，不管他是为剥削他的人民还是发展他的国家。但在为进行侵略而武装起来的人和竭力维护和平的人之间，在波尔波特的和伊朗国王的进步的家长式统治之间，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差别。有些是好邻居，有些是坏邻居。有些人是宽厚的，有些人是恶毒的。这些差别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重大的。

    我们不喜欢专制统治，但对许多国家来说，在现阶段简直没有别的切合实际的选择。如果明天早上民主就在沙特阿拉伯或埃及降临，其后果可能是灾难住的，如何来对待民主，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坚持把为我们服务过的体制强加在不发达国家身上，对它们将是毫无益处。明知根本是不可能的，还要坚持实行民主的形式，这是最坏的自以为是的虚伪。我们应该学会少管闲事。

    在新世界所发生的所有变化中，其中之一将对未来的领导问题产生更为戏剧性的影响，这就是过去阻止妇女参政的各种障碍的拆除。至今很少有妇女进入最高领导层。英迪拉·甘地、戈尔达·梅厄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