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是生活的镜子。它们是歪曲事物的镜子。实际生活中的事件很少有这样利落的开端、中间和结尾，也不这样明显区分好人和坏人。领导人花费几周时间挥汗作出的决定，到评论员手里，只消嘴巴一动，例行公事，二十多秒钟就完事了。

    在电视时代，成名有了全新的天地。一位电视演员应邀就医学问题对参议院委员会提出意见，因为他曾在受人欢迎的每周节目中扮演过医生。另一位曾塑造过编辑形象的演员，曾被请到新闻学校作专题报告。事实和幻想之间的界线已混淆得难以辨认，公众却越来越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

    电视是家庭里的好莱坞。它是一个幻想之国。人们越是习惯于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世界，他们心目中就越多地装满幻想世界的形象。

    有人争辩说，电视最糟糕之处是它那种无孔不入的左翼偏见。另外的人又说，最糟糕的是它使大事件庸俗化，热中于暴露丑闻，它不愿或不能上演那些沉闷单调或错综复杂的节目，或从趣味出发从公开的问题中生发出新闻来。所有这一切都可悲地助长了电视对公众辩论的歪曲。

    在电视时代，民主国家在同极权主义敌人的斗争中，能否生存下来，可能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电视硬把各种事件纳入家庭琐事连续剧的模式，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用如此巨大的感情力量、面对那么多观众，无非是为了使理性的辩论黯然失色。电视特别愿意扑捉诸如流血的士兵或者挨饿的孩子这类戏剧性的、富于感情的场面。人们经常要在各种不同的痛苦后果中作出艰难的选择。电视把人们的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一种后果上，这严重地歪曲了辩论，实际上是愚弄了选举。电视以连续剧的语言那样自信地播放伊朗的人质危机，以至人们最终接受以全国挂黄缎带来代替国策。电视对越南战争的一边倒的现象，或许是一个限制我们进行多种抉择的最重大因素，以至使这场战争延长了，并最终被输掉了。

    除非电视加强责任心，较准确地反映现实，否则不管哪个人，只要他想在今后的年月中负责地进行领导，就会面临非常艰难的时刻。

    然而，电视确实也给领导人提供了方便，这也许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在危机时刻。电视使领导人直接面向人民，在每个起居室中与他们见面，在不受新闻记者和评论员干扰的情况下，把他的问题向人民提出。他只能偶而这样做，在评论员接过话筒之前，那怕是几分钟，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说服人们接受必须采取的行动方针。如果电视掌握在能熟练应用它的人手里，那就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工具。总统在危机时露面，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戏剧性的场面，这种场面稳定了群众，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时，他必须尽快使观众理解他的讲话，因为一般二十多分钟左右，听众就不大耐烦了。但他确实偶而有那样的机会。

    宿命论和quot;大人物quot;对待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可能各有可取之处而不是全部正确。

    历史确实有它自己的势头。当执政的quot;领导人quot;只知道用沾湿的食指伸向空中试探风向时，历史将不顾他们，继续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但当对未来有明确的见解并有力量来支配国家的领导人掌权时，他们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时历史犹如荒野中的一系列足迹，这些足迹表示一个人首先到了那里，并引导其他人也跟上来。伟大的领导人激发起激烈的争论。他们赢得了坚定的朋友，也树立了死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看待同一位领导人，各种看法相互矛盾，或千变万化，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领导人总是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他是一个担任公职的人，又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几百万人前露面，也常同他依靠治理国家的少数人打交道。这一小部分人可能看到他作为普通的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