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国运式微，自古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凡有良知者，莫不起而探求救国之道。无论康梁的“变法”，还是孙文的“革命”，概莫能外。

    清廷既倒，民国已立，但国家依然动荡，列强仍旧强蛮。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民国六年（1917年）深秋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即简称“苏俄”的新政权，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时译“劳农政府”），这自然引起了中国先进的思想精英们的极大兴趣！民国八年（1919年）7月25日苏俄新政权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亦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将无条件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更使得半殖民地国度的先进国民们感激涕零！

    谁不向往那个平等待我中华之庞大邻国？哪个爱国者不想看到强邻归还本属于我们的大片疆土的这一天？在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政权不正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吗？于是乎，信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李大钊便率先响应了苏俄人的急切寻呼。

    现在人们清楚了，列宁率领俄国革命党人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尽管高举着的是国际主义的大旗，但首先还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家园。他们的外交出发点和别国并无二致，也是首先要维护本国之利益。他们信誓旦旦的外交声明每每也只是权宜之计，弱时乞怜，强时逞凶，斯为天理，岂有例外？所以，说要归还的沙俄时代鲸吞我中华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就一直没归还；那条横在我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也一直像剑一样搁在东三省的腹上，随时都可以割得我们血流如注。俄国的新当家人面临的大环境并不美妙——前门外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的环峙，后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觊觎（日俄战争的惨败让他们一直对日本人心有余悸），更兼有大批沙俄时代的军人、贵族们（亦即所谓的“白俄”）逃到了远东的中国，这不全是隐患？他们实在无力两头应付，故把中国培养成苏俄的稳定后院便成为其远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于是，在击败反苏维埃新政权的众多“白匪”武装，打通与中国的通道之后，列宁想在远东建立下属共产党组织的模糊设想便清晰起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书中披露过1920年的苏俄对华工作情况：

    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和西伯利亚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合作总社……以及其他机构，分别派遣代表带着各自的任务去中国从事秘密工作。他们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计划。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建立与中国革命分子的联系，也包括变卖珠宝和进行政治侦察。……

    这期间，有10多名俄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工作。他们担负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务：与中国的激进社会活动家建立定期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

    于是，民国九年（1920年）4月，一位叫维经斯基（又译魏金斯基、威金斯基、乌金斯基）的俄国人从海参崴经哈尔滨来到北京。来华之前，他为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吴廷康”。陪同者是其夫人和助手马迈耶夫夫妇以及一位山东平度籍的俄共（布）党员杨明斋。

    是在北大当俄文讲师的俄国人柏烈伟（又作鲍立维）把来自海参崴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介绍给李大钊的。而柏烈伟正是经李大钊介绍来北大兼课的天津大学的俄籍教授。当年的北大有规定，凡兼职本校者，只能做讲师而不被聘教授，哪怕部里的小领导、正以笔名“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周树人先生亦不例外。

    李教授对“十月革命”的向往是人所共知的，他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前的北大集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