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欢呼过，并曾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还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开辟过“马克思研究”专栏，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更被人目为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所以，俄国特使到红楼拜访他是顺理成章的。

    前面已经说了，维经斯基不是造访红楼的第一个俄共特使，早在一年前，即有以哈尔滨俄侨身份的伯特曼来过了。

    而且，在“吴廷康”到访之前，李大钊曾于1月份到天津租界的特一区（原俄租界）与柏烈伟会晤过。柏烈伟的公开身份是一位俄国的汉学家，其另一个身份则是俄共（布）远东分局海参崴分局的派遣人员，与维经斯基同出一门。不料，那次见面，被影响仅次于《大公报》的天津《益世报》披露出来，称“党人开会，图谋不轨”，所以李大钊只好匆匆返回京城。

    现在，要说说李大钊加入共产国际的事了。他曾明确面告孙中山和国民党大佬们，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员。第三国际，也即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李大钊既是国际共产党员，又是中共党员，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国民党党员，真正是跨党且跨国的多党籍党员。

    那么，伯特曼、柏烈伟、维经斯基、越飞、马林、加拉罕，李大钊到底在哪一次与哪一位俄人接触之后加入了“国际”？是在中共“二大”召开之前，还是在这之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即承认中共是“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李大钊究竟是“远方”一直单线联系的特殊党员，还是由党批准后转入“国际”的中国籍党员？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远东分局东方处下设“俄共华员局”，杨明斋应属该局所辖成员。那李大钊呢？如了解李大钊的这一鲜为人知的背景，其后来的所作所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过，这一切，从来没人给我们讲清楚。真的期待有良知的党史专家为澄清历史烟云而有所作为。

    再回到“吴廷康”的登门造访。现在想来，李大钊介绍柏烈伟来北大，没过几个月，柏烈伟又介绍维经斯基给李大钊，这或许是一个事先谋划好了的路线图。

    李大钊应客人要求，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为其操办了几个座谈会，把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弟子们都喊来，甚至把章士钊也请来了，让“吴先生”很是开心地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先进理论和伟大实践。会上反响热烈，于是，奉命来华觅找合适的政治伙伴的俄共特使先生一激动，当场宣布：在座各位都是共产党员了！

    维经斯基操之过急的宣布，暴露了俄共（布）对中国问题的焦虑。若不是当时在场的罗章龙的回忆文字，我们还真不知道当年俄人居然上演过这么一出小小的闹剧。

    “吴廷康”冒失地宣布完了之后，想必座下一片愕然，继而哗然，尤其那位早就发誓终身不入政党的大名士章士钊。好在李大钊清醒，觉得不妥，便请客人南下，持他写的介绍信去上海，与更具资格的陈独秀先生会商建党事宜。

    那时，陈独秀已经回到上海。

    进入民国九年（1920年），陈独秀在北京已经待不下去了。他因与别人争妓一事被人揪住不放，蔡校长不得不提前进行人事改革，免了其学长的职。而陈氏主持的《每周评论》又早被政府查封，近期更传来政府又要缉捕他的消息。无奈，陈独秀只得暂时躲在安徽怀宁籍的同乡、理科教授王星拱家里，伺机南归——三年前，他本来就是从上海来北京为《新青年》募捐的，只因被蔡元培先生强留北大，才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

    在全国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