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李大钊回到冀东老家躲了一个多月。隐居故里期间，他写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了与胡适论战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是历年党史专家都没落下的记载。

    让党史专家集体遗漏的是这样一条极不寻常的史料：就在这年夏天，李大钊曾与一位叫伯特曼（或译布尔特曼）的俄共代表在红楼的图书馆见面。这位伯特曼，后来成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该处即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前身，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东方部下属的一个支部。

    李大钊与伯特曼的这次会晤，比公认的李与维经斯基的见面早了整整一年，且从未见诸国内文献，即便两位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的，与李大钊关系最密切的领导人陈独秀与张国焘，生前也从未有过片言只语的披露。我只能理解为一向襟怀坦荡的陈先生从来不知此事，叛逃到国民党那儿以反共为职业的张国焘对此更一无所知。李与伯特曼的会面，是标志性的事件，但在中国，从来无人知晓。只是有心人近年查阅苏联的解密档案，才从马林（Maring）档案里查到一行相关记录。稍知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马林何许人也，他是荷兰籍的俄共党员，苏俄远东民族与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秘书，列宁派到中国来指导中共的特使。

    至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与苏俄代表的第一次会晤的细节，很遗憾，内容不详。

    酷暑结束时，陈独秀出狱了，李大钊回京了。

    陈独秀出事前，曾在《每周评论》上刊文《研究室与监狱》，宣称：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陈文刊出的三周后，李大钊以“常”为署名跟进一篇《牢狱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啊！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哪）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还曾写了一首白话诗以示庆贺：“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他真的很兴奋，因为正如他在诗中所说：

    专制统治者总爱以监狱对付思想者，殊不知，囚禁只能加深其对信仰的忠贞和对现行体制的仇恨。陈独秀、李大钊对牢狱的认识，算是对愚蠢的专制者的正面回答。

    新解密的苏联史料披露，其实，“远方”（当时中共党人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称）的最初选择还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在中国思想界有两位享有“过激”之誉的教授“南陈北李”。他们只知道本国新政权已经深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尤其列宁同志签署的关于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那个“第一次对华宣言”，更令中国读书人无比感奋！一时间，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泛滥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姚作宾即率先在京成立过“中国共产党”，并曾派专人去海参崴找苏共主动联络。这位姚先生的探索为何没了下文，或者说当初苏俄为何没扶持姚氏的“中共”，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后的青岛第二任汉奸市长，正是一个叫姚作宾的人。此题外话也。

    有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积极接应，苏俄人带来的火种势必就在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心里熊熊燃烧起来。

    民国八年（1919年）之夏，是迈入而立之岁的李大钊人生旅程上的岔路口。在这个夏天之后，他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原定的温良改革的路线，拐上了另一条坎坷崎岖而且风险未卜的暴力革命的新路，并越来越快地奔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