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弟子兼未来女婿毛泽东安排进了图书馆做助理员。毛后来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说过，那时，他是借钱来到北京的，不找工作就生存不下去了。这是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职经历。四个月后，毛泽东即南下了，因为杨先生猝然过世，还因他滞留北京既无意赴法国勤工俭学——他正是为此事与萧子昇、罗章龙等二十几人一起来京的，也无力通过“旁”门进入北大。当时北大规定，旁听生优秀者可转正式生，但要通过考试并且缴纳不菲的学费。毛泽东只能返回湖南。

    毛泽东离开的地方，正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值得留下一笔的北大图书馆里的“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亢慕义”，是德语Kammunistsches音译，意为共产主义。“斋”是小室的意思。），亦称“亢斋”。北大的正式生们，如张国焘、张崧年、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渤海等，天天来此与导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之后，俄共特使维经斯基也在这间屋里向人们介绍“十月革命”及俄国新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善。于是，在李大钊的全力营造下，“亢慕义斋”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心里迅速扩建着，三十一年后，整个中国大陆都成了“亢慕义斋”。

    民国七年（1918年），确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左转的一年。在维经斯基出现在红楼以前，他就自觉接受了“马客士”（马克思的中文初译名）主义，自觉为俄国革命而欢呼，写下《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重要文章。在还没有真正看清俄国革命党的真实面目的时候，这位性急的社会主义者就放声欢呼起来，称俄国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是“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革命的社会党”！

    那时的李大钊，庆幸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一个大国的首先成功，此社会主义，乃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形态，是“建于自由、人道之上”的国家制度。这和列宁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所制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国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与苏俄特使接触之前，李大钊即使纵情欢呼俄国革命的胜利，也没想要在中国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该党的创建者。不然，他就不会于翌年春积极参与一个政治态度温和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组建活动。

    民国八年（1919年）上半年，《川报》驻京记者王光祈欲创建“中国少年学会”。在《晨报》主持副刊的李大钊为该“少年”信赖的大朋友，遂被邀为同人，共同参与筹建。该政团的成立，是缘于对“国内一切党系”和“过去人物”的“绝望”，所以，要“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远在欧洲的王光祈曾如是回忆。这位颇有作为的“中国少年”于中国少年学会创建的第二年春天即留学德国，自此脱离政治，终成受西方人尊敬的中国音乐史专家。据称，共和国初期，毛泽东曾向陈毅打听过王光祈的下落，因毛本人当年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一员。想必毛以为，陈毅既与王光祈同为在京的川人，亦曾在李大钊手下搞过党务，或许知道销声匿迹了许久的王光祈的下落。

    少年中国学会于7月1日宣告成立。那时的李大钊已经不是少年了，但他却把许多北大的学生介绍进了这个组织，包括日后成为中共骨干人物的邓中夏、张崧年、刘仁静、恽代英、张闻天，当然也包括正在他手下打工的毛泽东。后来，少年中国学会解体，是因为学会中一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少年”们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离去。

    这个夏天，因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