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学习成绩也实在不怎么样——丙。若按现在的优、良、及格、不及格四档来套，丙算及格，中下等也。

    长期缺课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他曾于民国五年（1916年）1月末回了趟上海，往返两周。名校自有严格校规，半个月不见人，且第一学年考试11门功课平均成绩为66.9分以下的学生，就只能和你道一声“沙扬娜拉”了（诗人徐志摩在诗中曾用这四个字音译了日语的さようなら——再会）。

    李大钊回上海的原因不详，那时，正是袁世凯刚当上皇帝的头一个月。李氏传记上均称，此次返国为讨袁，但却并没写明他到底参与了哪些政治活动。

    1915年9月至1916年5月，正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和取消帝制之际，令许多人意外的是，李大钊这位闻名遐迩的青年政论家却沉默了，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一篇文章未写！想必老袁对共和的背叛行径重重击垮了这位期待袁终会变好的直隶游子。

    返国航程中，面对茫茫大洋，他口占一诗，第一次表达了对袁氏的憎恶：

    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

    他也开始骂袁氏为“窃国”之“逆贼”了，痛恨其令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从此失色。只是，从诗中看不出他回国的原因。总之，袁的倒退，无疑会促使他思想的天平开始向磁力极大的暴力革命方面倾斜。

    回到日本后，他被清国留学生总会推为机关刊《民彝》主笔，创刊号上，他即写下了激昂的宣言：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民国五年（1916年）春，正是岛国樱花烂漫的时节，二十七岁的李大钊回国了。国内反袁之火已经燎原，“一夫终窃国”的老袁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的李大钊，应正在上海被誉为“东南讨袁盟主”的恩师孙洪伊的召唤赶回上海，参加了孙氏召集的各界宪法讨论会。未久，他又应汤化龙之邀，回到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那会儿，袁世凯已经忧惧而死，黎元洪接任。辞旧迎新之际，北京的政治空气总能清新一阵子。

    黎元洪时代的汤化龙，已经贵为众议院议长，“晨钟”在政坛上的回响自然也就越发雄浑而悠远。孙洪伊担任了内务总长，也颇有作为。后来发生的“府院之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得到黎元洪信任的孙洪伊与代表段祺瑞利益的徐树铮这两人之间的权力与尊严之争。

    不曾想，8月15日《晨钟报》创刊，9月5日李大钊即从该报辞职。离开“晨钟”的原因是汤化龙与孙洪伊因政见不同而相龃龉，他不愿在中间骑墙。他有更想做的事，即与白坚武、郁嶷等志同道合的同窗创办《宪法公言》去了。此刊由一位众议院议员出资创办，孙文属社会捐款最多的一位——五百元，孙洪伊捐一百元，李大钊为主要撰稿人。毋庸讳言，出资人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该刊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之日——1916年10月10日，该刊出版发行，开卷就是李大钊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

    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国民之血钤印，始生效力者也。

    不过，令作者和太多中国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一部保障中国人民权益的根本大法，竟然用国民的“血钤”印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因经费困难，《宪法公言》只出了九期即停刊。此时，民国六年（1917年）元月，老友章士钊那边又向他招手了。《甲寅》月刊在日本停刊一年多之后，章氏在北京创办了《甲寅》日刊（即日报）。章先生把主笔的位子留给了李大钊。

    借得《甲寅》这方思想阵地，李大钊的政论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我逐一数遍1917年李大钊发表的作品篇目，全年共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