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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文章七十八篇,其中只有九篇刊发于《宪法公言》、《新青年》和《太平洋》三本杂志上,其余六十九篇,全部刊载于《甲寅》日刊。

    这一年也不全是好消息。酷夏来临时,“辫帅”张勋带领他的五千“辫子军”进了北京,带来了令人窒息的复辟的热浪。一时间,京师内外似火烧。以宣传“过激主义”而为人注目的知识分子领袖们,自然怕成为辫子军大兵们的枪靶,便选择了躲避。

    李大钊匆匆避往上海,而且,还给好友白坚武写过一首诗,小序写得很真实:

    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惺亚时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诗言志。李大钊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没有人不害怕劫难的。“仓皇南下”一词虽让人觉得与大革命家的完美形象不符,但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能。

    宣扬“过激主义”自是一件高风险的事业,所以李大钊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灾祸的纠缠。无论是这次跑到上海,还是几年后听说陈独秀被捕时跑回老家,包括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一八”那天,政府卫队的枪一响,他即挤在四处亡命的人中间逃离现场。即便最后入狱罹难,他也避进苏联使馆区域,是因过于自信安全无虞才遭不测的。趋利避祸乃人之本能,无论伟人还是庸人。

    复辟闹剧过去后,李大钊回到北京,继续奋笔著文宣示自己的思想。《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就是这时的作品。

    这一年入冬,蒙老友章士钊的关照,李大钊走进了鸿儒满园的北京大学。

    章士钊说过,李大钊当时很急于进入北大:

    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

    章士钊学问太深,随手就是一个典故。“发踪指示”语出《史记》,刘邦骂手下那些不服气让萧何评上“侯”的武夫们:你们就是追踪猎物的有功之狗,人家萧何却是发现猎物遗迹并指示你们怎么去追的猎人!一席话,部将们服了。后世多以“发踪指示”作幕后操纵之意。以“发踪指示”来喻李大钊,现在读来,似嫌不恭,但却非常真实地说出了李大钊“志在得北大一席”的动因。

    章士钊乃袁世凯时代不愿做北大校长的奇人,蔡元培被黎元洪请来当校长,他却答应来当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兼职图书馆,章自己说是为了著述查资料方便。可是,因为“萦怀于政治”,不能安心做学问,也因好友李守常想入北大而不得机会,仗义的孤桐先生便空出图书馆主任一席请李大钊来坐。

    时校长为蔡孑民(蔡元培),学长(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笔者注)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

    李大钊如是跻身于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平台。

    翌年1月,李大钊正式走进景山东街的北大二院,和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兼朋友,过后,又和那几位倡导新文化的文科同事们,以及周作人的兄长周树人成了《新青年》的同人。

    看眼前,想当年,小小的马神庙怎能盛得下这样一伙儿伟丈夫的冲天才气?兼容并包的人文阳光终于穿透了这座大院的围墙,后来建在沙滩(地名)的五层红楼的一楼,便成了李大钊施展人生抱负更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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