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一股正气在字里行间铿铿锵锵地律动着：

    寅卯之交，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娵呰鹑火。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我举国父老兄弟姊妹十余年来隐忧惕栗，梦寐弗忘之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

    噩耗既布，义电交驰。军士变色于疆场，学子愤慨于庠序，商贾喧噪于廛市，农夫激怒于甿郊。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同人等羁身异域，切齿国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愤！

    之后，是一大段对世界大势的中肯的分析。而对我的家乡青岛何以成为日德交战之地，日本为何要在“二十一条”中尽收前德国租借地的利益，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大钊分析得极为精辟：

    夫青岛孤悬一隅，德人不过几千，兵舰不过数艘，仅足自卫，乌敢犯人？讵能扰乱东亚之平和，阻塞过商之要路？日本必欲取之者，非报德也，非助英也，盖欲伺瑕导隙，借以问鼎神州，包举禹域之河山耳！

    在披露了“二十一条”中的主要内容后，这位血性男儿悲愤无比地写道：

    彼有强暴之陆军，我有牺牲之血肉；彼有坚巨之战舰，我有朝野之决心。蜂虿有毒，而况一国？海枯石烂，众志难移！举四百余州之河山，四万万人之坟墓，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

    国难当头，李大钊并没对本国政府横加指责，反倒呼吁国人“督励我政府”。此文的结尾处，是这样写的：

    顾外交界之变幻，至为诡谲，吾国民应以锐敏之眼光，沉毅之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决勿许外敌以虚喝之声、愚弄之策，诱迫我政府，以徇其请。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

    看来看去，就是一篇唤醒国民的文字激越的宣言，就是一席劝诫政府的语重心长的忠告，哪里找得到一句讨袁的话？

    同一时刻，李大钊还编辑了《国耻纪念录》，内有其《国民之薪胆》一文。该文在详述了“二十一条”签约经过后，更表达了对本国政府的理解和对一味责难政府的过激行为的批评：

    故对于政府，诚不愿加以厚责，但望政府之对于国民，亦勿庸其欺饰。盖时至今日，国亡家破，已迫眉睫，相谋救死之不遑，更何忍互为诿过，互相归咎？后此救亡之至计，端视政府与国民之协力！

    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利益为上，留日学生李大钊的极为理性的政治见解，实已高出流亡海外的革命党首领一大截。他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亦大大超出北京政府衮衮诸公的想象力。在动荡的年代，这位杰出的青年思想家脱颖而出，成了中华民族最先进的探路者之一。

    留学日本时，正值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作品与理论热遍东洋。李大钊，这个本来就对苍生充满悲悯情怀、反对“以暴力止暴力”的中国学子，此时接受了托翁的“无抵抗主义”理论，自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早稻田的两年多时间，他进一步学习了社会主义理论。早稻田的安部矶雄教授，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李大钊跟他上选修课，并时常到其住处请教。日本社会党主要领导人幸德秋水的著作也令李大钊眼界大开，幸德氏的《平民新闻》上早就全文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无论是托翁的反暴力理论，还是马翁的社会主义学说，李大钊都是从日文那儿借火点亮了自己渴求光明的心室，并照耀了自己的一生。

    不过，似乎应了“一心不能二用”的老话，李大钊不安于课桌的结果是，他被“早稻田”开除了，他的学籍表上盖的最后一个图章是“长期欠席，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