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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白亚雨老师是李大钊人生的第一位导师的话，那么与比他大八岁的章士钊的相识就是他的第二次幸遇。

    呵呵，说来有趣，两人明明已经是朋友了，章士钊却以为“李守常”就是对方的姓名。直到有一天逛公园，无意说起来，章士钊才知，“守常”是其字，本名叫“大钊”。这一来，章就奇怪了，问：为何写文章不署本名啊？李是这样回答的：“投文于《甲寅》，吾何敢与先生同名？”原来，章氏著文，偶尔署名单字“钊”。李大钊在天津读书时，也曾如此署名。怕掠人之美，李大钊才不再用本名。这段趣闻，也是章士钊在1951年告诉我们的。当年谦谦李君子，一直用“李守常”作为笔名发表文章，直到深秋才在《甲寅》上用了一次本名，而且是全名——“李大钊”。

    《甲寅》很快就成了海外志士的思想启蒙课堂。“孤桐”先生的政治观点与写作文风，影响了许多人，李大钊尤受其影响，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李氏列为“甲寅派”的一员。后来李大钊为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孤松”，显然是为与“孤桐”相呼应。而章氏的古道热肠更使李终生受惠，且一直荫及其遗属。此后话也。

    也是在《甲寅》，李大钊以文会友，与皖籍著名的革命志士陈仲甫相识。陈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第一次署名“独秀”，从此，“陈独秀”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响亮的名字。而李大钊则跟进一篇长文《厌世心与自觉心》。历来李氏传记都称，李文批评了陈文的“悲观论调”。我今来读，却只读出李大钊批评革命党中的“湘中少年”“相率自裁”的轻生厌世行为，却并没找出指责陈独秀的片言只语。于是，我不得不对某些史学家的“史料”抱以怀疑。

    是年9月，李大钊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从报考的专业看，他显然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人生的奋斗方向。

    袁世凯称帝一年前，其美国顾问古德诺曾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文章，大意是说家族制的中国人民历来没有参政的习惯，所以“建设一巩固有力之政府”是主要的，“人民参与政事之权犹在其次也”。章士钊听出弦外之音，率先发难，在《甲寅》上有理有据地批驳了这位“洋客卿”为袁氏专制而造的舆论。李大钊读过章文后，马上跟进，发表了《国情》一文。

    关于李氏此文，党史专家历来说，这是“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暗相勾结的阴谋”的檄文，“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我逐字读罢这篇难读的文言文，老实说，并没看出专家们所说的这层深刻的内涵来。如说“先声”，章氏的《古诺德与新宪法》发表在先（《甲寅》第一卷第二号），李氏的《国情》刊登在后（《甲寅》第一卷第四号），孰先孰后不言而喻；如一定要说李文语涉袁氏，那倒不如说是对袁走向专制的善意的劝谏，否则，长文的末一句就不会这样长叹了：

    呜呼！欧美人之言，岂尽可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

    作为袁氏学校毕业的学生，作为从直隶省出来的游子，李大钊对当朝大总统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在老袁帝制自为之前，尽管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已经整天地暴骂其为“窃国大盗”，但以写时评著称的李大钊却从未点名道姓地指责过袁氏，一次也没有。即使日本人逼迫袁氏签署“中日二十一条”时，李大钊也未加入到反袁大合唱中，他受清国留学生大会之命撰写的那篇著名的长文《警告全国父老书》，写得气势磅礴，极具感召力，里面却没有一个字指责袁及中国政府，非但没有指责，反倒明文“督励”！

    时隔八十多年后的一个阳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岛的一座高楼的书斋中，捧着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李大钊选集》，找到这篇落款“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撰”的著名文章，捧读再三，犹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