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中国社会党是坚持走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又维护国家统一的政党，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提倡平等而不是世袭，重视教育而不是军备，鼓励创业而不是征税。这与之后成立的誓以革命手段推翻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党有着本质的不同。

    社会党的奋斗目标，显然也是二十四岁时的李大钊的政治理想。那时，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无论是袁氏对国民党的高压，还是孙文对袁政府的讨伐。按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正是一个容易冲动、听信煽动、极好发动的年龄。然而，他却在宋教仁死于暗杀、孙文欲以此为发端起兵讨袁的历史关头，像一位久历沧桑的长者一样，十分冷静地劝告有关各方，请勿以暴易暴：

    不良政治基于暴力，为世间一种罪恶；暗杀手段亦基于暴力，亦为世间一种罪恶。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恶除罪恶，以毒攻毒之计也。稍有不慎，贻害靡穷。

    今不良政治既倒，而随不良政治发生之暗杀手段，尚依然效用于人间。专制之暴力熄灭，暗杀之手段横行；专制之罪恶湔除，暗杀之罪恶滋长。有以知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

    可是，这样一位性情温和、向往改良的青年才俊，数年后，却成了引进“阶级竞争”（后译“阶级斗争”）学说的第一人，成了主张以暴力打碎现有国家机器并重建政权的“过激党”的中枢要员（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北方区委书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后竟为其认定的主义而慷慨赴死，实在令人感叹不已。

    民国初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李大钊，是奔着津门名流孙洪伊去的。这位孙先生，直隶省天津府人，长李大钊十七岁，在早婚早育的传统时代，算是李的前辈。他是天津的风云人物，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者之一，更以清末领衔各省谘议局请愿立宪的第一人而名扬海内。正是这位中国共和统一党理事长、众议院议员带李大钊第一次见识了政坛的纷纭气象。

    头回上京的李大钊，还像每一个初次晋京的外地人一样，见识了昔日帝王宫禁的非凡气派。但与常人不同的是，他感叹的却是百姓的疾苦。且听他的喟然吟咏：

    玉泉流贯颐和园墙根，潺潺有声，闻通三海禁城等处，皆溯源于此。

    殿阁嵯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

    三海，即清朝的皇家禁苑北海、中海和南海。民国既立，中海与南海被总统府占用，成了“新华宫”，俗称“中南海”；北海则被新修的马路隔在了北边，但依然是百姓莫入的政府禁区。皇权时代禁苑，共和时代依然。禁城，即紫禁城。看巍峨的殿阁，没有赞叹，只有痛感——想到了秦时的阿房宫；再看一道清溪流向城里，不夸水清，却叹时艰——想到的竟是民膏！四句小诗，显示出年轻作者深沉的悲悯情怀和不凡的文学才华！

    就在李大钊于天津的学堂里发愤读书、激扬文字之时，蔡元培已经是民国的首届教育总长，杨度已经是当国大总统的高级策士，章士钊已是名满天下的大政论家和袁大总统家的清客，陈独秀则在安徽做他的省府秘书长和顾问。在这几位日后的好友业已成为万众瞩目的国内一流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后，年轻的李大钊才姗姗起身。在北洋时期的一代国士中，李大钊资历最浅，但思想转变却最彻底，声望也腾跃得最快，其人格的光芒也最为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