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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在第三期的《言治》上，他发表了一年前写好的《隐忧篇》，他总结的国家三大“隐忧”的头号“隐忧”，即“党私”：

    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党界诸君子，其有见及此者乎？

    对政党有如此清醒见解的人，半年后，却在第一次上北京时，就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十数年后，更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大时代对一个人的改变，实在太大！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早年曾入中国社会党，此事长期被党史选择性遗忘。从1951年始，即有北京宣文书店推出《李大钊先生传》（张次溪著，章士钊序），因未拜读此书，故不敢妄言。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李大钊选集》上，有《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上面根本没提李大钊早年曾入社会党这件事。极左时代结束后的1979年，还是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版《李大钊传》，作者署名“《李大钊传》编写组”，其权威性自不待言。书中有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一二年冬天，他曾去北京。为了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与当时的一些政界人物进行了接触，但这只能使他了解到官僚政治的黑暗。他还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有过交往。可是社会党在江亢虎（中国社会党创始人——笔者注）影响下的政治投机倾向，也使他感到失望。

    有过“接触”，但“感到失望”。仅此而已。

    到了1998年，朱志敏撰的《李大钊传》有了新说法。在“法政六年”一章里，专有“入社会党”一节：

    1912年冬，李大钊为筹办《言治》月刊，前往北京找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几次担任各省谘议局领衔代表的孙洪伊帮忙。

    在北京期间，李大钊见到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的负责人陈翼龙，经过一夜畅谈，“毅然加入”了社会党。

    原书在“毅然加入”四字后加注释，称系引自《中国社会党兴灭简记》。而且，作者还具体分析了李氏入社会党的两方面原因，一是说陈翼龙的积极向上的人格力量“尤得学习法政却不思作官，痛恨利禄之徒、无耻政客的李大钊的心”；一是说“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内容和他的理想颇为接近”。之后，该书还明确写道：

    19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经过一番波折后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支部干事。然而，由于内务部迟迟不发批文，警察厅屡加干涉，支部工作一直无法开展。……

    半年之后，陈翼龙因与国民党人联系，准备在北京发动反袁活动，被京师警察所侦缉队逮捕，于8月6日杀害于北京。次日，中国社会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此时李大钊正在北京。

    本着“离当年越远，离真相越近”的中国式读史潜规则，我相信最晚读到的这本李氏传记离真相最近。不过，稍感遗憾的是，作者没详细交代中国社会党的背景，如读者知道了该党早在1911年11月5日上海光复的第二天即宣告成立，至当年年底该党即在全国设有四百九十多个支部和五十二万三千多名党员后，就更会明白，年轻的李大钊为何会“毅然加入”该党——这可是当年中国第一大党，况且是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

    看看曾经存在的中国社会党的宗旨与纲领，就可以知道青年李大钊为何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对政党的憎恶而投身“组织”了。该党的宗旨是“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其八大纲领为：“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