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为勉励，“守常”与“寿昌”谐音，但取持之以恒之意。

    学校有位南方来的史地教员，姓白，名毓崑，字亚雨，或作雅雨。白先生时常对学生慷慨陈词说国事，令“听者皆涕泣相向”。从江苏通州（南通）被聘到津门的白先生，同时在法政学堂与女子师范学堂上课。他发起成立了“天津共和会”，整天为立宪奔走呼号。武昌首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靠近京城的直隶省却两个月里无动静。这位手无寸铁的中年书生毅然告别妻小，只身去了三百多华里外的滦州（今滦县），竟然赤手空拳说服了滦州知州附和革命，并亲自携带从州府提出来的巨款前往新军兵营主持了滦州兵变。起义很快被政府军镇压下去，几位新军的营长，仅冯玉祥一人幸免于难，其他几位都成了殉身共和的革命烈士，刚刚担任“北方革命军政府”参谋长仅三天的白先生也被政府军逮捕并遭处决。临刑前，行刑者照例令其跪地受戮。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并对士兵说：“我死不足惜，倒是你们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隶，明天就要做外人的牛马，难道不觉得痛心吗？”心惊肉跳的行刑者只能先砍断其双腿再斩下其头颅才得以完成任务。

    白先生慷慨赴死的背影给了二十三岁的李大钊极深的影响。后来，李大钊多次在文章中悼念“白亚雨先生”，还曾设想在滦州火车站为老师立一座雕像或建一祠堂。十五年后，李大钊也被政府的军警逮捕并处死，他从容走向绞刑架的身影与其年轻时的导师何其相似！

    白先生的血并没白流——三十八天之后，清帝即宣布退位，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了大清帝国。白老师成了名重一时的革命先烈。只是，令法政学堂学子们尴尬的是，烈士是本校的老师，而下令杀害烈士的却是本校的创办者——前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所以，步入共和时代的李大钊，曾心情复杂地写下了这样的感慨：

    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李大钊最后一问，问得何等深刻！

    民国元年，政党林立，各为己谋，纷争不已。民国元年（1912年）6月，这位在校大学生即写下了担忧国运的长文《隐忧篇》，指出三大祸国之患：“一党私”，“二省私”，“三匪氛”。其见解之深，文笔之辣，即使百年后重温，仍令人叹服！

    因其为人忠厚，为文斐然，李大钊和另一位颇有文采的同学郁嶷被学生组织“北洋法政学会”推举为编辑部长，两人共同主持了该会月刊《言治》。在创刊号上，他以“李钊”为笔名发表了《大哀篇》，清醒地表明了一位有独立思想的青年学人的卓然政治见解，也充分展示了“李铁嘴”孙子的非凡辩才（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注）：

    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也，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像帝王一样发布号令），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

    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

    试观此辈华衣美食，日摇曳于街衢，酒地花天，以资其结纳挥霍者，果谁之脂膏耶？此辈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又果谁之血髓耶？归而犹绐（欺骗）吾蠢百姓曰：“吾为尔代表也，吾为尔解痛苦也。”然此辈肥而吾民瘠矣！……

    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何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夫何言哉？夫何言哉！

    前面引用的那句悲愤的发问（“共和自共和……”），即出自《大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