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自成、洪秀全又有什么区别呢？可他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极为重要的方面，这是和李自成、洪秀全根本区别的所在。

    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卅年》一书中说：在敌人第五次进攻红军时，“红军因为党的中央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没有能击破敌人的进攻。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在此期间，全国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遭到‘左’倾分子同样的损害。各地红军，除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领导的陕甘红军外，都先后退出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长征。”“在国民党第五次围攻以前，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到陕北会合之后，总共不到三万人。但这是红军和党的极可宝贵的精华。”

    毛泽东一贯认为“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赢得农民”。他在长征的路上和王稼祥讲，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乃至博古的左倾幼稚病就在于对中国现状把握失当。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不成熟，怎么能照搬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教条呢？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哪怕城市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最后也会消融在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里。因此，中国的革命，“不能不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道路，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千万优秀共产党人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使农民在革命实践中脱胎换骨跟党走，中国的革命没有打不胜的道理。”他说不要再迷信苏联的经验，“不要相信中国无产阶级速胜的呓语”，一切中国人自己做主，借助于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复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顿开茅塞，心悦诚服。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夺回军事指挥权时，有王稼祥的一大功劳。

    毛泽东到延安后和高岗谈话中多次讲到这些道理，使他对农民的力量、意义认识更加提高，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正确。这也是他紧紧跟随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太弱，工人占不到1％，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民深受土地危机之苦，土地危机一定有助于他们鼓动全国，动摇蒋氏政权。同时他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朱理智要攻城市，强调“提拔工人在领导机关、保护无产阶级领导权”，无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只是他们从“北方”带来的“奇货”贩卖而已，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毛泽东到延安不久，找高岗、肖劲光谈军事问题时，又一次赞扬延安：“我们的延安很美啊！不要小看延安这个地方，我们走了两万五千里，几乎把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了这块落脚之地。这是我们的资本，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在这里扎根，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他还强调军事工作，根据地、政权要靠枪杆子取得的重要性。毫无疑意，中央红军经过十多省一年来的长征途中脱险后，有个安身立命的家，自然感到“家”里的温暖。

    三、为东征扩红筹资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中央军委成立动员部，派高岗到陕北省负责扩大红军，准备东征，跟日本军直接作战。随他到陕北省延安、赤源、延川等县扩红的还有高长久、贺晋年等。高岗到秀延县扩红，他依靠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发动了扩红宣传运动，组织男女青年秧歌队，宣传队，深入村庄，通过唱歌、扭秧歌，说快板，说评书，演节目等办法，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动员青年参军。高岗组织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有《送郎当红军最光荣》、《要翻身只有当红军》和《一人当红军全家都光荣》等，特别是组织了一批青年妇女宣传队(女同志，女宣传是新名称)和儿童团的宣传号召力最大。“女宣传”一到村庄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