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也完全符合西北革命运动过程中的实际。毛泽东同志只能在遵义会议经过串连、做个别人的工作，战胜了错误路线，也是在失去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没有干扰才取得军队领导权，也只能到达陕北可靠落脚的根据地，才获得系统地说明中央对这样重大的政治策略问题上的诸多问题。毛泽东这次的讲话之所以对高岗印象最深，就是毛泽东讲的正是高岗想的；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正是高岗所实行的所谓“右倾取消主义”；毛泽东批判的“关门主义”、“急性病”等，正是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中感到的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问题。面对现实，感受很深。他原来认为朱理智等人的那一套和现实不对头，但从理论上又说不清，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才明白了中央也有两条路线斗争。

    实际上毛泽东曾受过错误路线的迫害。到延安他对高岗忆旧时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在城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毛泽东到湖南搞调查目睹农民运动写出考察报告，他认为农民一定会起来，是二十世纪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元勋，所以他大胆地采取了一个合乎中国历史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战术，发动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然后向城市进攻。他在井冈山创建了根据地，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0年斯大林派年仅25岁在苏联读书的王明为第三国际代表回到中国。列宁逝世后，第三国际就成了斯大林的工具，而中国共产党就纳入了第三国际的指挥下，自然成了工具的工具。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把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改为推向城市。毛泽东认为当时革命力量薄弱，先搞城市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会大伤元气的，因而大力反对。他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认为中国的事情应由中国人按中国情况自己定，不应由外国人来决定，他反对外国插手。但是，当时中共的一些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把自己的脑袋交由斯大林来摇，自然把毛打成了右倾保守者，“狭隘经验主义者”，斯大林甚至说毛泽东是“异端分子”、“红皮白心萝卜”。博古嘲笑毛泽东为《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他们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李德在湖南召开的军委会议上挥舞着拳头大吼“毛泽东盅惑人心，阴谋篡党夺权……”因而毛泽东多次被排挤，撤职，降职，调离部队，倍受折磨，致使红军损失极大，根据地缩小到不足6个县的地盘。1933年夏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后，于6月8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确定实行“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采取“战备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的滚铁式战法，李德以阵地战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湘江战役损失更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不得不撤退出根据地。撤退时博古、李德不让毛泽东跟大部队走，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力争下，才同意随部队转移，幸于34年10月18日离开根据地。蒋介石的军队没用一枪一弹大摇大摆踏着红军的饿殍，举着青天白日旗帜进驻赤都——瑞金城。我军被几十万敌人，围追堵击，赶出几个省，从南国赶到北国，正是“东方不亮有西方，南方黑了有北方。”

    “另觅宝地，落脚求生，东山再起。”毛泽东一直认为早期红军失败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有关系。把“中国共产党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军由30万人损失到2万人左右。我没有怪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当时中共不少领导也同意王明、博古的那一套，不赞成毛泽东那一套“农民游击战术”，和毛关系较好的王稼祥也不赞成那种适合农民口胃的做法。他认为中国农民革命毕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只满足于农民运动。如果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