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晚华老不荒
在河间，我们常到野外散步。进城后，在一家报社共事多年。
他喜欢散步。当乡村教师时，黄昏放学以后，他他到田野里散步。抗日期间，夜晚行军，也算是散步吧。……
文坛小风云
当孙犁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他发现前些年的岁月也并非全是虚度，他显然更加坚定了某些看法。他说，“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①
他很喜欢五代人作的《敬斋泛说》（清末缪荃荪辑录的丛书《藕香零拾》之一种）中的一段话，特请曾秀苍书为小幅，张之座右：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这都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他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他借古人之笔，所指摘的“苟作”、“循物”、“欺心”、“蛊俗”、“不可以示子孙”这五种不应该有的行为或现象，都在过去的年代里是非颠倒地，反常态、反理性地发生了。孙犁这样强调它们，自然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事情。
结果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他读了一些诗，他也主张“诗贵有我”。他曾说过，李白、杜甫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不成其为李白、杜甫了（大意）。但是，他渐渐看出，有些诗是把“我”神化，无限制地扩张“自我意识”，实际是以自我为中心，观察、判断一切，并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结果，出现的不是诗，只能说是一种症状：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①
这些年来，他读了许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新颖独到之处，一一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仅是他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介绍的作家，就有十余位之多，如刘绍棠、从维熙、刘心武、林斤澜、宗璞、李oe省⒓制桨肌⑻②容、张贤亮、鲍昌、邓友梅等等。其中，大部分还曾经是他的座上客。
他并不守旧，如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是比较早地提醒人们注意肯定其中合理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他看到许多人以谈论弗氏学说为时髦，并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热”的时候，便不再凑这个热闹了。
关于这一点，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傅正谷，曾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孙犁与弗洛伊德》②。这位作者说：几年前他从书店购书后去看望孙犁，孙犁问他买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于是，便引出了孙犁的下列议论：“弗洛伊德此书三十年代就曾出过，弗氏理论在西方亦早成旧论，今人不察，以为是什么新的东西，更下者，只得其皮毛而不深解其意，便大谈以充时髦。实在，弗氏理论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谬误之处的（大意如此）。”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话：“……1979、1980两年，他又连续三次论及弗氏。要知道，那时弗氏著作尚未大量翻译出版，那些认为孙犁保守论者和以新潮人物自居者，面对这一事实又将如何看待、作何感想呢？”
在文化问题上，孙犁不是一个锁国论者或保守论者。相反，差不多还在十年以前，他就批判了这种现象：“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①这虽是就清末讲的，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战斗锋芒。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