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料老友又发来加急电报，要求一定撒下序文，以免影响诗集出版。孙犁久久地拿着电报，感到这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热意全消了。他大惑不解：“序文不合意，不用在书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并无不情不义之词，何至影响诗集出版呢？”他屡次说自己愚执，憨诚，好直感实言，因此吃过许多苦头，看来这次也不例外了。但是，“再一转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诗集问世，我确也应该多说一些捧场的话。如觉得无话可说，也可以婉言谢绝。我答应了，而没有从多方面考虑，把序写好，致失求者之望，又伤自己之心，可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吧。”①那篇序文的最后，是这样几句话：我苟延残喘，其亡也晚。故旧友朋，不弃衰朽，常常以序引之命责成。缅怀往日战斗情谊，我也常常自不量力，率意直陈。好在我说错了，老朋友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秉性，不易改变，是要带到土里去的了。

    他忽然明白，这些话说得过于自信，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若说“閛知人”这倒有些像——倒不一定单指这作序而言。他回想，自己过去写过许多序，别人也可能有意见，只是海涵，隐忍未发而已。

    但是，“知人”本来就是一件难事，包括伟大的哲人，也常常有看错人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说，“行易知难，”大概也包括这项内容。

    不过，孙犁的心地里十分善良的，一切善良的人都容易犯一个错误：美化他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孙犁可能确有“閛知人”的缺点这和作序已经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把话说远了。现在就拉回原来的题目：从1982年6月16日起，他声明不再为别人作序。从此，这个文体——专门谈论别人著述的文体，就在他的笔下消失了。

    还有人来试。那也是一位老朋友、老同事，1946年在河间认识的，当过《天津日报》的总编和市委宣传部长。他喜欢文学，现在老了，愿意留下一本书。一天黄昏，他带着稿子来到孙犁家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未寄的信，然后慢慢地、郑重地说：

    “我看，还是亲自来一趟。”

    他请孙犁作序，孙犁却拒绝了。这很出他意外，脸沉了下来。

    孙犁向他解释了他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没有得到理解。老朋友拿起书稿，告辞了，从此没再来过。不久，便传出孙犁不近人情的话。孙犁很苦恼：给人写序，不好；不给人写序，也不好。中国古话说，将心比心。但是，世间人们的心，是有种种不同的，如果谁来把人们相互之间理解的次数和误会的次数做个统计，他大概会失望的。

    不过，将心比心还是重要的：比得过，那就通了，就是没有见过面的古人，如柳宗元等等，也可记理解；比不过，都就“堵”了，纵使几十年的老朋友，也会误解，乃至产生隔膜。

    这位求序不得的老朋友后来死了，而且死在散步的马路上，有好长时间，都没有人认出他。等有人认出来，送到医院抢救，已经晚了。那是一个深秋，那条马路上树木很多，有许多黄叶，乱纷纷地飘落在他的身上和脸上。

    孙犁得悉他的死讯，惆怅良久。他终归觉得，对这位老友欠了点什么，因此，对于他的故去，倍觉难过。他眼前出现了那条马路，和马路两旁的飘落着黄叶的树木。他突然感到，就连树上的黄叶，也所剩无几了，于是，他在桌上铺平了稿纸，开始写悼念这位老友的文章。文章写出来了，题目就叫《黄叶》①。也不必过于寂寞，他们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原是一个乡村教师，爱好文学，在《大公报》文艺版发表过。抗战后，先在冀中七分区办油印小报，负责通讯工作。敌人五一大“扫荡”以后，转入地下。白天钻进地道里，点着小油灯，给通讯员写信，夜晚，背上稿件转移。

    他长得高大、白净，作风温文，谈吐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