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他这些年来讲得不算少了，他甚至于在给一个作家的信里提出：“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②显然，他把这看成了一条经验。他说，他极喜爱泰戈尔的散文。不过，“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现芜杂的局面”③，这也是人们想象得到的吧。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与孙犁过去遇到的完全不同。他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变化，做为一个清醒的、从不盲从的、拥有自己的独创风格的作家，对周围的一切，他必然采取分析的态度。

    因此，在这些年来，人们从他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流俗的、甚至是空谷足音式的议论；同时，也正因此，不免在他身旁卷起一股小风云——学习外国吗？这很好，但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①“假若冒充时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作，就更不可取了。”②鼓励新人新作吗？这当然应该（孙犁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一味地捧。而“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的典型。反复高歌，年复一年，仔细算算，如果每唱属实，则我们探索到的东西，突破的点，已经不计其数。但细观成果，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这些评论家，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歌唱的遍数了。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有时近于江湖相面，只能取个临时吉利。历史将按照它的规律，取舍作品。”③

    当批评者不再提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做为创作的首要问题提了出来：“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按：作者此文写于1980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下谈？”①当人们否定了高、大、全和假、大、空的“英雄典型”论，一般人对塑造英雄人物讳莫如深的时候，他坦然而理直气壮地说：“群众是喜爱英雄的……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②他还看到一些刊物的插图，男女相依相偎的场面多了，裸露部分多了；有些画面，“或人头倒置，或刀剑乱飞，或飞天抱月，或潜海求珠”。这时，他常常慨叹：“时代到底不同了。与‘四人帮’时代的假道学相比，形象场面大不一样了。但要说这都是新的东西，美的追求，心中又并不以为然。仍有不少变形的、狂态的、非现实的东西。”他指出这些标榜新潮或探索的作品，其实是早已有之，是把肉麻当有趣。“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30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③……

    渐渐地，终于招惹出是非来了，他不得不声明：我写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更从来不会有意给人加上什么政治渲染，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一种人，有两大特征：一是善于忘记他自己的过去，并希望别人也忘记；二是特别注意文章里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绰绰地看到别人写了自己一点什么，就口口声声地喊：“这是政治呀！”这是他们从那边带过来的老脾气、老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