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集中、《地多人少，地主又多住在庆阳城”，群众“对土地的要；求不太迫切，与陕北恰恰相反”。而且南梁地区外来？户多，“这些外来户在异乡安家，不得不接受奇重的高一利贷盘剥，‘驴打滚’、‘大加一’外带五分的高利贷，使这些移民，世世代代做牛马。因此，在土地革命中，农民关心废弃债务，甚于关心分配土地”。

    在调查实际、掌握特点的基础上，陕甘边根据地开始形成一套成熟的土地政策。对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总结道：“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这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这因为边境区的群众自己的牛羊都不保，还要什么土地，而边境区闪苏区的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田、莆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此外，“废除一切债务（不含农民之间的债务）和高利贷”。

    针对农民的沉重负担，陕甘边根据地废除各种苛们杂税、摊派勒索，同时对于军队和政府的供给，“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豪绅、地方，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而“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做到了对群众秋毫无犯。陕甘边区的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又没有负担，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生产积极性很高，很多其他地区的农民也不断投奔过来。

    2．活跃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

    南梁地区在清朝以前就有集市贸易，但清朝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停止了集市，此后再也没有恢复，群。众买东西要到百里以外的甘泉和安塞等地，来往极为不便。因此，长时间以来，群众只能维持落后封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立后，“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荔园堡集市初成立时，每月三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蓝布做的鞋，每双一块白洋。”

    几乎每逢集日，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等人都要去集市转一转，看一看，了解市场发展状况，及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边区经济的繁荣。边区政府没有明文规定的税收制度，不向商人收税，而且在此基础上又采取优惠让利政策，将南梁地区的山货、羊畜、皮张等土特产品低价卖给白区商人，鼓励他们将边区的紧缺物资从白区贩运过来，政府出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开始白区商人来苏区者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就逐步增多。他们来时，驮的盐、粮（细粮）、布匹等东西，回去时贩卖牛羊、娴土等。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脚户还是常到苏区来做生意。”这极大地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困难，方便了群众生活，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同时，边区也有一部分人到白区去贩货。

    恢复集市的初期，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边区政府成立后，组建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并建立造币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在边区内统一使用，严禁使用国民党的伪币，建立了独立的金融体系。边区的货币是用木板刻模，印在白洋布上，加盖边区政府大印，再涂以桐油。票面有红色一角、蓝色二角、紫色五角、黑色一元四种。群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