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油布票”或“苏币”。“苏币币值稳定，很值钱，每元苏币相当白洋一元，携带方便，很受群众欢迎”，商人“在集市上卖得苏币，可到政府供给处兑成白洋”。这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的商品流通。

    陕甘边根据地还努力通过其他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例如，“当时，军队和干部买鞋的人很多，集市供不应求，后来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群众蘑布让做鞋，并规定了合理的手续费，群众都抢着做”再如，“南梁政府当时组织了合作社，华池县各区都有，红三团还给捐款六七十元。合作社组织群众养蜂、养猪、养鸡。当时这些都订有计划，并向各区和干部？作了传达”，只可惜由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频繁，有些未能完全实现。

    3．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制定移风易俗的社会政策

    陕甘边根据地由于长期贫困和落后，农民基本是文盲。这种状况，在农民向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通报敌情时有着直观的颇具趣味的反映。处在白色包围中的陕甘边根据地，遍布各地的农民成为特别重要的了解敌情的来源。“农民中识字的人极少，能够写一封明白信的人更缺。即使能写信的，大体上都是错别字，有的信我们实在难以看懂，要花很大的工夫分析辨认，拼音看形，才能知道信的内容。”“有的人不会写字，干脆用一片破纸插着一根鸡毛，经多人之手一直传到南梁我们的驻地。还有的用一张破纸包上一块煤炭，插上鸡毛，也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后，只能知道是不好的消息，知道是敌人来了。”

    边区政府很重视解决军队和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问题，在战争条件下，仍大力支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时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就指出：当时“办了军政学校，刘志丹同志任校长，我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同志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政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军政学校“主要训练军队连排长以上干部”，前后共办三期，累计“学员约200余人”。在荔园堡附近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的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学生近60人”，“学生的文具和教员的吃用，全部由政府供给”。此后，各乡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陕甘边东区就依靠政府部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课本教材、教员奇缺困难。桥扶峪、阎家沟、下寺湾、王家坪、杏子沟门等地先后都办起了列宁小学”。边区政府还十分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开展扫盲活动，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由于发展落后、文化低下，陕甘边根据地原来还存在许多迷信、愚昧的旧风俗旧习惯。对此，边区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人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边区政府提倡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每开大会或逢纪念节日组织演出，宣传英雄模范人物，表彰好人好事，宣传科学常识和进步思想。“开始我们要求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多偏重于雇农方面，而有些雇农则好吃懒做，以后我们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劳动”；“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另外，还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和工作，努力把根据地建设成为革命的精神文明和生活文明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在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中，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遵守革命纪律，倡导艰苦朴素的革命生活。当时，刘志丹“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