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在陕北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8月，来到西安向陕西省请示工作，陕西省委派他到甘肃平凉了解党在陈珪璋部中“兵运”工作的发展情况，然后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来到南梁。参与领导革命武装的工作。谢子长来到部队后，向会师部队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整编部队，高举红旗，建立正式红军部队的指示，并召集领导干部进行了认真讨论。讨论中，大家提出了两个关系全局的重要的问题：-是部队在何处落脚和发展的问题，也就是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陕西省委的主张是到陕西关中一带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刘志丹同志根据自己的考察和实践，认为部队应坚持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中段南梁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从以后的实践来看，刘志丹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积极推行王明路线，不让红军游击队到山区建立根据地，去了就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①因此，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可能做出正确解决。二是如何进一步整编部队问题。因为在当时，南梁游击队成立不久，内部不纯，成分复杂，作风纪律不好等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全解决，陕北游击支队中因大部分成员系商贩保运武装改编而来，内部也严重地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编是必要的。刘志丹为此主张采用教育改造为主的方针，逐步清洗部队中的土匪成份，达到纯洁队伍，创造红军的目的。但在当时，对此问题在领导干部中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以至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的诱发，而导致了“三嘉塬事件”的发生，使部队一度受到削弱，教训是沉痛的。

    由于时值隆冬，天寒地冻，1000余人的会师部队缺乏棉衣和粮草，而南梁一带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就地筹粮和准备过冬衣被都十分困难。恰巧这时陇东军阀陈珪璋因受到陕西军阀威胁，而急于为自己拉势力，派人来商谈收编会师部队。谢子长、刘志丹决定将计就计，通过陈珪璋获取我军急需物资装备，争取时机，麻痹敌人，休整部队。于是他们派出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与陈珪璋进行“谈判”。通过“谈判”，陈珪璋同意会师部队保持独立自主，仍用刘志丹在陈王圭璋部“兵运”时采用过的十一旅番号，并拨给会师部队过冬军饷衣鞋帽1000余套，军饷3000元，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名，西药一驮，军医护士2名。由于陈珪璋给会师部队送来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部队的困难得以解决。此后会师部队移驻庆阳县新堡一带休整。在新堡休整期间，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于12月下旬，来到会师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改编部队的指示。这时，会师部队又经过月余休整，士气更加旺盛，刘志丹、谢子长带领部队深入进行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打土豪、分浮财，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陈珪璋见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恼羞成怒，急调一个旅的兵力向新堡周围展开，企图包围、消灭会师部队。谢子长、刘志丹对陈珪璋的反革命阴谋时刻保持着警惕。他们当机立断，先发制人，乘敌尚未完成包围之机，奇袭六寸塬，歼敌两个连，不但打破了陈珪璋“收编”会师部队的美梦，而且还彻底粉碎了陈珪璋“围剿”会师部队的计划。从此，从南梁发展起来的红色武装汇成了不可阻挡的铁流，开始了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

    五、陕甘边早期创军斗争实践的历史经验

    从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在陕甘边地区从事创建革命武装的活动开始，到1931年9月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的诞生，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几经挫折，几经磨难，最后终于完成了创建革命武装的艰巨任务，为西北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在这段时期，陕甘边草命武装的创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9年初-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