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 “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