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曹队长，对我并不带有审查之意。我甚至觉得他的许多潜台词，都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密码。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他是个十分宽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劳改队长。我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其他劳改干部从干部食堂吃饭回来，快要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才中断了和我谈话的。

    谜。

    从这天起，这个谜就不断困扰着我。也许是创作这个职业病的缘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茂林队长来了。他在队列前讲话，声音不高，但面孔严厉，特别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对社会的危害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很少严厉地训斥“思想犯”，顶多说上几句“思想反动”这个流行字眼，显得空泛而无内容。只有一次他对一个右派发了脾气，那是他看见一个原大学助教，在厕所后面的垃圾山上捡烟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着：“你还算知识分子哩？简直是自甘堕落！几年下去，我推断你会变成地痞流氓！无耻！无耻！”是牵动了真情，还是他迎风站在院内的缘故，此时他那只患有迎风落泪症的大眼睛，滚动下一滴一滴的泪珠（1986年我写中篇小说《风泪眼），是从他那只滴泪的眼睛上得到某种悟性的启迪）……

    曹茂林的形象顿时在我眼睛里高了许多。他这几句话讲得十分深刻，使我铭刻在心。劳改队里集结了三教九流，说它是个大染缸并不过分，他及时提示知识分子们要警觉，不可随波逐流。几天之后，我们在搬送石头的料石场休息，他走过来把我叫到一旁，我以为他要布置什么学习任务，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我打听了一下，你爱人已经不在土城收容所了，估计是女的都去了清河农场。”老实说，前两天的谈话，我只当他是随便问问，事后也就淡忘了；他却当成了一件事情，特意来告诉我。他是专政干部，我是被专政的对象，能够如此真诚相待，使我十分感动。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历经了几十位劳改干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诚待人，并对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过三四个人，曹茂林算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第一个。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可以让我老母亲来这儿看看，从西直门乘火车到康庄下车！矿山每天有车往返于营门——延庆——康庄之间，和司机师傅说两句好话，一直能把老母亲拉到矿山来。“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里睡觉也就踏实了！”这几句富有人情味的闲话，说得我泪眼模糊。

    够了。

    他对我的情谊是够了。五七年反右之后，开始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人们说点违心话，必要时把人生当成舞台演演戏，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劳改干部而言，他们在监督改造罪犯，而上层也在审视监督着他们。他们最容易因犯“划不清界限”的罪过而失足落水。不是吗？！（因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阅读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以主观上强烈的爱憎，取代了劳改队的客观现实。他只写了残酷压榨的一面，这是真实的；但生活中存在着的另一种真实，却被他的憎恶吞噬了。有恶无善或有善无恶，都构不成一个社会的总体。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总要审慎地认识这个总体中的个体，特别是在那样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个体生活内容抽掉了，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至的地步，这不能不被视为政治扼杀了他的某种文学真诚。这是题外话）。

    井下需要壮劳力，我被从井上调到了井下，并被曹茂林任命为大组组长。这个差事本是可以东溜西看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没有自寻解脱，因为劳动可以麻木人的中枢神经，人在紧张的劳动中可以忘却烦恼。矿井里一片幽暗，几盏照明灯悬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动物的程度。营门铁矿出产的又是红褐色的矿石，每天被开掘矿石的风钻震得两臂发麻，以致在夜里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颤动，就若同地震一般。进井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