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贼偷吃，就成了一桩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时把食品背在身上，收工后搂在被窝里；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也要带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丢失。老母亲给我邮寄来的食品，因夜间我在厕所抠高粱面屎球的时间长了一些，一盒“桃酥”被连窝端了。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贼咬噬了一颗老母亲的心；我没敢声张，因为那种武打的场面令人心悸。

    我没有浮肿，身体在“五毒”中属于上等货色。平日沉默寡言，干活却很卖力气。到矿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任命当了劳改组长。营门依山，我们干的营生多是和石头打交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迁送往井下的机械设备，间或也带着十几个组员，挥锹往卡车上装炼铁的矿石——延庆有个劳改钢铁厂，营门铁矿就是为这座钢铁厂的吞吐而开掘的。

    与我同组的成员，能记下名字的已经寥寥，只有其中的三个，我难以忘却。一个名叫周林，他原是门头沟的一个理发员，因男女关系构成的罪过进土城来营门的。到营门后继续干他理发行当，并为我理过发，因而我记下了他。第二个组员叫李玉铭，之所以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蚕蚀，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正是由于地理关系上稍近，在组内他常以“氓爷”的横劲为我撑腰。他的口头禅是：“咱们谁也不能欺侮老实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骡子是马先和我过两下手！”第三个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东北小盲流那德广，这个刚满18岁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双能把木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种小工艺品的巧手，还长就一双飞毛腿。有一段时间，我们组干的是从山下往山上运料石的活儿，百十斤的重量压在背上，已使人喘气都感到困难，加上山路崎岖，每背一趟料石上山，两腿都会酸软如泥。这小家伙的腿，仿佛是铁铸的一般，经常是我们背一趟，他背两趟。在下山时跳蹦着若同一只轻猿，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着东北小调，但就在小组里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表扬时，一天中午收工不见了他的踪影——这小子摸准了岗哨的换岗时间，借警卫交班时溜号跑了！

    中午，大值班传话叫我去中队办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击鼓，脑子里编织着自己的失职检查。主管我们中队的曹茂林队长，站在向阳的房檐下，听完我的叙说后并没动肝火，而是宽慰我说：“这是警卫人员的失职，你用不着给自己上纲！”

    我十分惊愕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这样的盲流耗子，鬼着哩！铁丝网是圈不住他们的！”他说，“他背石头爬山爬得那么快，就是想躲开你们的目光，寻找逃跑的机会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干了几年派出所工作，了解这些‘大眼贼’！”他说这个形容词时，脸上没有憎恶的表情。“其实，这孩子素质不错，只是当浪儿当得野了性子，成了标准的‘飞鸽’牌！”

    我没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一个劳改干部对一个逃号如此宽容，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甚至怀疑他这番话是个诱饵，在暗暗审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态度就是缄默，像哑巴那样一言不发。

    “你写过几本小说？”他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不然……”

    他打断了我的自卑而廉价的检查，问道：“你爱人也跟你一样进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她去了哪个劳改支队？”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

    “她叫什么名字？”

    “张沪。”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说。

    归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凭着我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