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风泪眼里的泪珠晶莹发亮……

    直到第二天，对刑事犯吹响集合笛声时，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笔”，还在严队长手里，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烦躁地训斥我说：“为什么你不早说？”

    “我忘了，您管内勤应是不该忘记的。”

    他风风火火地检查着存放物品的花名册，又从一个上锁的箱子里拿出“英格表”，叫我签了收条。

    “还有一支罗纹派克笔呢！”

    “来不及找了，你看，那边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装起手表收条，回过头来对我说， “到了兴凯湖给你邮寄回来。”

    我讷讷地站了一会儿，目送着那些刑事犯上车。

    车开了，曹、严等昔日在营门的干部，都随车去了兴凯湖。

    回到帐篷里，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笔带来的忧郁？似乎有这个成分在内。这支笔是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使用过的，不知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心，反正挺刺激人联想的。当然，更使我产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劳改干部，和我们心灵相通的朋友。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来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记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铁道部工程师）、温承谦（原某工厂技术员）、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数学天文”的科技干部）。其他同类的姓名，因年代久远而忘却了。之所以只记住这三个人姓名，也是不无缘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后来和我在一起劳改过一段时间，是个很有意思的右派（见后文）。温承谦是50年代青年诗人温承训的哥哥，我和温承训昔日在北京文联相识，因而我能记住温承谦的姓名。至于林盛然，我所以记住了他，因为他具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苦难经历：他出身贫寒，因其根红苗正被挑中派往民主德国深造，并任莱比锡留学生团支部书记。灾祸是他的堂堂仪表引起的。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年轻德国姑娘，对林盛然很感兴趣。有一次便将林盛然带至西柏林她的家中。仅仅这么一次，就铸成了林盛然终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在一个区别于普通拘留所的审讯室，反复追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去西柏林；第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虽然没有直接询及他是否参加了什么间谍组织，但曲里拐弯他说来说去却正对准这一政治靶牌。林盛然只从违反了留学生不能和外国姑娘谈恋爱的纪律，不断检查自己行为有失检点，但多次检查一律不被认可。就这样，他在一间隔离室被隔离审查了很久，最后并没因无任何凭证而放他回原单位，而是送迸土城劳教收容所。

    林君长着开阔的大脑门，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偷愉看着一本有关“天文数学”的书。他感慨地对我说：“学我这个学科的人极少，这一行正等着我去为之奋斗呢！但命运不济，一头扎进土城来了。”我从他枕下抽出来书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心点，劳改干部不懂德文，会怀疑你读的是一本间谍密码，那你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不都是解放后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么？现在是把我们当敌人监管起来，你从维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产党了吗？”

    回答就会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没作回答。

    “你是怎么看的？”

    “把劲头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个转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吗？”他有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在讲到“进化”和“退化”问题时，他引证了许多哲人名言。我在这方面知识浅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却记下了他思索问题时，那双直对着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