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母亲哭肿了的眼泡，老人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的小儿子从众，他戴着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那么欢快，四岁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亲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可以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没等我母亲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息。

    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破涕为笑地问我：

    “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您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亲，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不去也带走吧！在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亲领着小儿子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亲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在劳改单位，却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的一锤，给他脸颊上留下一块小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脸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己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劳改的岁月还很漫长。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曹茂林身上，觉得在劳改单位他是个少见的劳改干部，他内心同情进了“大墙”的知识分子，但又有国徽镶嵌在大檐帽上，使他不敢过多流露自己的心声。他能做的只可能是这一点，但仅仅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他的心灵也在被镣铐囚禁，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五七年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带上假面具，这是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行前，曹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我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话虽短却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一定要自珍、自重、自爱。也许是我的瞎想，终究有一天国家还是要使用你们的才智的！”我们的谈话是站在帐篷外的路灯之下进行的，蚊子在耳畔乱飞，不时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尽管如此，这次谈话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进我记忆的皱纹，使我至今不忘。夜有微风，闪烁灯光下，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