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走！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

    “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 —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