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 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