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地一个好了——成本。”

    “没错，治理国家，需要成本。随着整个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前的制度，收益的增长渐渐被成本的增加所超越，新的制度就有了出现的必要。这就意味着，国家的承重轴，是随着发展，越来越粗的。”

    “承重轴粗了，置于其中的个人，在数量上，自然也就多了。那么，这些人是否真的合格？是否真的能承重呢？”

    “这就是一个教育资源的问题了。如我以前提出过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家的国力，可以通过考察经济、制度、科研、教育四个指标，来进行换算，最终衡量。那么，一个时代的面貌的本质，我们也可以通过考察其整个社会能够长期稳定教育的精英数量规模来分析。”

    “仓颉造字，文字的发明，把教育的成本历史性的降低了。继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文明又进了一大步。有计划的精英培养，成为了可能。夏商时代，巫祝盛行，他们是文明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究其绝对数量，以及所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始终是极少的。周分国野，国人都有了成为精英的可能，虽然精英传承的稳定性增加了，但绝对数量并没有飞跃。战国废国野，大量原本的贵族、国人子弟丧失传统的政治、经济利益，被迫在国与国之间奔走谋求，上到变法的无双国士，下到鸡鸣狗盗的门客，士这个中国独有的阶层出现，虽然精英的绝对数量仍然没有飞跃，但思想的交流碰撞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华有了百家争鸣的璀璨，这也奠定了中华文明傲立世界的基础。从西汉初年的发明，到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完善，两汉时代的教育成本逐渐有了第二次历史性的降低。以支持给王莽加九锡的事件为例，在不长的时间里，朝廷收到了48757人的上书，这个精确的数字，来自于《汉书》的作者班固对政府档案的核对。有上书的能力和权力的人，必然是被国家承认的知识分子，在汉代必然属于精英。即使我们相信当时王莽的支持率是100%，这也意味着，当时整个中国的精英人数至少在50万这个数量级——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历史数据。要知道，以汉代的生产力规模，全国一共也才几千万人口。换句话，古典军·国主义制度下，文明能够培养的精英数量的极限，大约就是50万。”

    “50万，看上去很多，但放在中国这样的体量下，其实是太少。在这个极限下，教育资源的传承在宗法制度的凝聚下自然地形成世家。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下，即使显然对皇权的稳定有威胁，却也无可奈何。皇权的意志，在生产力的约束下，苍白而无力。哪怕曹操创造性地提出唯才是举，也在身死之后很快被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取代，世家更进一步成为门阀，连凝结曹操毕生心血的《孟德新书》也在几百年间失传了——一个傲立时代的国家领导人著书立，竟然能够失传，细细思量一下，难道不恐怖吗？”

    “直到时代进入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了，教育成本第三次历史性的降低。在此之前，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杨广确立科举制度，为了剪除门阀，最终生死国灭。李世民躺在隋朝积累的物质基础上不敢实质上动门阀分毫，只敢唠叨点儿‘吾实不解SD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之类的嘴炮，就成了所谓的‘贞观之治’。而其后的李治和武曌，创殿试，开武科，轻明经而重进士，虽然完成了对关中门阀的剪除，对垄断经典传承权威的SD门阀形成制度性的削弱，却也导致了激烈的内耗。待到雕版印刷术开始广为流传的中唐时期，传统的门阀就不复存在了，虽然所谓崔卢李郑王的七宗五姓，在安史之乱后逐渐适应了科举制度，重拾了光彩，甚至更盛一筹，但门阀终究渐渐和军权剥离了。”

    着，毕文谦自己不禁笑了起来：“黎华，你相信吗？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唐朝关中四姓之一的宰相薛元超，‘此生所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