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比物质上的遗传更困难的事情了。所以，至今为止，越是物质条件优渥的人，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看重精神层面的继承，但最终，往往只能向物质层面的继承妥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妥协。”

    “这是从个体的角度而言，无可厚非的客观事实。”

    “然而我们现在谈的，需要考量的，显然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

    “所谓国家的承重轴，显然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所谓公卿，在他们大行其道的历史时代，他们就在承重轴中。欧洲有句谚语，叫‘欲戴王冠，先承其重’，所谓权名利禄，意味着责任与担当。不然，承重轴承不了重，整个建筑，分崩离析不过是迟早而已。而在生产力决定了物质遗传继承的时代，担当过责任的先辈，和继承王冠的后代之间，精神层面的继承，却无法真正确保。就像千年前苏洵的《六国论》里所，‘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形似而神非，何谈长久的延续？个人沉浮如此，江山兴衰也如此。”

    毕文谦看着薄书存，缓慢而郑重地点了点头，继续道：“这是一个困境，不可能完美解决，特别是从个人诉求的角度出发。而如果像我刚才的，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那么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模样呢？”

    “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其兴衰，不会在乎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境遇，但其上层建筑的建设和维护，总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担当。就以我们中国为例吧——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文明不过是一些部落的联盟，我们除了知道他们活动的大致范围，其他具体的情况，即使是考古学家，了解也不太详细；到了夏商，虽然本质上没有完全脱离部落的格局，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到了周朝，姬旦提出了根本性的典章制度，敬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以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还有井田制，把中华文明从部落时代彻底带入了封建城邦时代。”

    “在这个时代，国野乡遂的政治对立，死徙无出乡，是鲜明的时代特征。国人有权议政，更有从军掌握武装的权力；野人则是被奴役的农业生产者，没有政治权利。而时代进入战国时，国野之分，就渐渐被废除了，郡县制度渐渐成为主流。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历史和地图，可以发现，整个周朝，城是国家的基础，国与国之间的侵伐割让，都是以城为单位。而那个时代的城，和现在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城与城之间，存在着很多人类尚未开发的土地。一个国家的实力，相比领土面积的多寡，城的数量以及人口的数量，才是关键。”

    “而从古典军·国主义制度的秦汉开始，郡县制成了中国古代的长期的制度。随着不断开垦新的土地，人类适居的区域越来越多，城与城之间，实际控制区渐渐广泛接壤了。城郭之外的乡里，质变地增加了。而在这段跨度很长的时代，有一个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皇权不下县。”

    “即使有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央的人事任命权，仍然只到县这一级，官吏虽然总在嘴上并提，实际上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乡村之民，往往有皇权的概念，有乡土的概念，却没有国家的概念。所谓高皇帝远，宗法制度下的族长的权威，往往更加有力。”

    “这一切，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了改变的端倪，直到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才从制度上彻底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央，对于领土境内的控制，大大深入基层，对于人民的领导，摆脱了宗法制度的局限……嗯，除了桂省那边。”

    “很显然，中国的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整个文明逐渐进步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红旗车开得缓慢而平稳，毕文谦渐渐看向了静静聆听着的黎华。

    “如果只是想要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其实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