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就划到另一个纯山区的大队，我们这两个小山村我认为反而会好一点，常言说得好：“宁为鸡口，不为牛后”。

    在我们家，算起用煤油灯时间最长的人，绝对应该是母亲。

    在人民公社时代，虽然就如人们私下里常说的：

    “人民公社好，两顿吃不饱！”

    但社员上下班却总是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

    农民也像军人一样，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只要出工的“钢板”一响，所有社员必须立马放下手头的活，赶到村东头的大白杨树下，等待队长安排工作：

    生宝，五宝子，王哥到村东头的萝卜地去犁地。

    尕婶儿，大嫂子，王嫂子到村西头弯子地去除草。

    ……

    其余的人都去干啥干啥。

    所谓“钢板”，就是一截六十公分长的火车轨，吊在白杨树下，一把锤子平时就插在钢轨眼中，上工时间一到，队长当当当一敲，声音清脆明亮，远胜过寺庙的钟声。

    记得村上有一个爱说俏皮话的社员还曾为此作打油诗一首，内容如下：

    月落乌啼麻亮天，

    黑灯瞎火饿未眠。

    村子东口杨树下，

    钢板队长喊上班。

    晚上收工回来，已是日落西山，风尘仆仆的母亲一进家门，就脚不沾地地直接进了厨房，点亮烛灯，开始做饭。

    虽然此时的她已劳动了一天，也是筋疲力尽，可母亲就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钟摆，还必须要不知疲倦地走过一圈又一圈。

    而此时的我，见到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妈，我饿了！”

    “我马上做，等一会儿饭就熟了。”母亲一边洗手一边应答着。

    也许是我不懂事的缘故吧，此时的我往往是喋喋不休地，一遍一遍地喊饿。

    现在想来，估计那时的母亲也已经有点生气了，就会说到：

    “那就吃我，是先吃头，还是先吃脚？”

    ......

    父亲去世后，家里只留下孤苦伶仃的母亲一人，每个周末只要我回到家，对于母亲来说就像节日一般，只有这两天她才会按时按顿地做一日三餐，目的纯粹就是为了我，而平时她一人时总是胡乱将就。

    我劝她平时还是要按时做饭吃饭，她嘴上答应着，可往往就是付诸不到行动上。

    她特烦只做一个人的饭，并且做好后还没有胃口。她告诉我，她从当姑娘会做饭的那一天开始，这一辈子就再没有离开过厨房，虽然后来生了五个女儿，可只要她在家，就从没有让任何一个女儿单独做过一顿饭，她总要在场。

    而我们四个儿子就更惭愧了，好像没有一人帮父母做过一顿饭。

    就是在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母亲还为我做好了最后一顿饭，当我们娘俩吃完那最后的晚餐，我要到单位去上班时，她仍如八年前一样，每次都要送我到村口，一直看着我的背影在她的视线中消失，才会依依不舍地回家。

    估计也就是我到所从教的学校不久，母亲就突发脑溢血，晕倒在我们家的院子里……

    那时也没有手机，这些事情，当时的我根本无从知晓，都是二哥后来告诉我的。

    按照时间推算，当母亲突发脑溢血的时候，估计我还正在和几位住校的老师一起，兴高采烈地观看当时正热播的台湾电视剧《情义无价》呢！

    不承想此时此刻，在那个遥远小山村破败的院落里，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却承受着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在深秋的夜晚，躺在冰冷的院子里，在二哥的怀里，一动也不能动。

    而此时，应该是最亲近的你我，却分隔得如此遥远，以至竟成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