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承认这个前提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就是“还权于民”，还权于公民和法人，甚至还权于社会。

    江平对法学界最近有人提出的“第三种权力”的思想颇为赞同。所谓“第三种权力”就是除了国家权力和民事主体权利之外，还有社会的权力（权利）。他记得有一次足协的阎世铎到政法大学搞了一个对话，当时就争论一个问题——足协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哪些权利义务关系由足协内部规章就能控制？对于球员的处罚，规定禁赛就禁赛，告到法院也不受理，而哪些情况法院可以受理呢？不允许球员转会，侵犯球员名誉，剥夺球员的权利，能不能告呢？当时江平就讲“行规不能高于国法”，但行规与国法的界限在哪里呢？也就是社会权力（权利）和国家权力又该怎么样划分呢？

    江平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蕴含着民主政治，或者本身就推动着民主政治。因为市场经济讲主体平等，就有平等的要素；讲意思自治，就有契约自由的要求，就有自由；市场经济讲权利本位，人为本位，那就是人权的问题。所以市场即平等，有平等的要素。市场经济离不开这三大要素：平等、自由、人权，而这些恰恰也是民主政治的要求！所以市场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不要担心市场经济里会出现一些新兴的有钱人来占领政治舞台或者夺取权力。首先他们要追求的是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问题显然就会被诉求了。

    他觉得政治民主的问题或者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他个人认为民主的一种很重要的精神，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是多数尊重少数！民主政治本身也要求宽容不同的意见主张，尊重就是要尊重人权。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建立了一个宽容和尊重的环境，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就是一个开明政治。我党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开明就是和专制对立，那就是一种环境，舆论上、出版上，以及其他方面应该有这种环境，这就是体现了我们走向政治民主的实际的步骤。

    江平在中国法学界德高望重，被称为“中国法学的精神引路人”。这位个性独特且具有赤胆忠心的法学界泰斗，一直得到中央高层的倚重。香港一位关注中国政治的学者把中央高层继续启用老一辈专家问政称之为“江平现象”。他注意到像江平、张卓元、吴敬琏等前辈学术精英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同凡响的影响力，而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学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受职位擢贬的影响，思想尖锐，敢讲真话。观察家认为，“江平现象”凸现出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开放，体现的是高层领导越发开明的民主精神。